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些思考

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对自高尔基的《母亲》问世以来在苏联出现的新的苏维埃文学的特质的一种理论概括,那么,不管这种概括是否科学,都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或理论观点参予学术争鸣,这并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可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写入作协章程之中,这就成了某种统一的法规,强制所有的作家遵照施行,不但如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还不仅仅是制定了一种所谓的“艺术方法”,而且反映了某种思维模式或思想方法,而这种思维模式或思想方式,恰恰是从“拉普”那儿继承下来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独立的创作方法

我觉得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成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并且认为它与“过去的现实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一种误解。这牵涉到应该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崭新”及其与过去的文学在性质上的区别问题。倘若从“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意义上,即从描写的题材对象上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确是“以崭新的风貌出现于文坛”的;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对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影响

20世纪三十年代初,以爱森斯坦等人为代表的苏联蒙太奇学派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批判,苏联电影学派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与诗意现实主义不同,苏联电影艺术家们不追求华美的形式,而是在当时革命斗争的语境下寻求一种朴实的现实主义风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前史称“建国后十七年”,最初十年,中苏关系友好的社会语境带来了苏联的美学风格和革命斗争思想,在这种感染下,新中国文艺与电影工作者们拍摄出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有血有肉的“人民”电影,史称“十七年”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华语电影尤其是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创作,但本文仅从典型环境、人物形象、题材风格等几方面谈论针对“十七年”电影美学品格的影响。

风格·方法·体系: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三条路径

和现代主义一样,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可循3条路径进行:一、建筑风格和形式表达;二、创作方法和设计理论;三、包含社会动员、生产管理和领导方式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生产组织方式。第一部分讨论中西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若干误解及其原由,并简述20世纪30—80年代其在苏联的发展轨迹。在缕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及关联的基础上,按上述3条路径分别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样式的若干外在特点,作为创作方法及设计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及从建筑单体到城市规划的适用范围,并从冷战竞争和体系对抗角度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开创不同现代化道路。深入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我国现代建筑史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文献补遗

《建筑史学刊》2023年第4期所载《风格·方法·体系: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3条路径》?一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由来、外在特点和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但关于什么是建筑中的现实主义以及1937年全苏建筑师代表大会的相关论述和重要决议,还有补充其他文献的必要。此外,该文提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城市规划和高层建筑等具体工程中的体现,但从“决议”及大会讨论中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涉及住宅建筑、建筑教育、建筑人才培养等问题。

对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再认识

十七年文学在精神上是延安文学的延续。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主题上都保留了延安文学的特点。同时,十七年文学也受到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特点使得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从历时的角度来比较,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五四"文学,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十七年文学落后于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性被解构。而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也失妥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集体想像的结果,值得反思。

关于现实和理想的结合——兼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几个问题

现实和理想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同作家、艺术家的文艺思想及创作方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直接地影响着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文艺中现实和理想的关系问题,将有助于正确理解包括革命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建国初期的接受与转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作为一面高举的旗帜,一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原则。作为历史存在中的概念,因为有太多的意识形态附加因素使其意义复杂化,为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埋下许多伏笔,为后人的阐释留下理论空间。从当代文学史思想话语资源发生学的角度,梳理概念的源起与演变过程,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与苏联文艺方针的潮起潮落密切相关,它在中国接受转化过程中被附加和规定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

对话王竞:关注社会现实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王竞导演的影片《万箭穿心》改编自方方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武汉汉正街里泼辣能干的售货员李宝莉,欢天喜地的进了丈夫分配的新房,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来临,因为李宝莉的泼辣性格导致丈夫有了外遇,李宝莉难咽这口气,暗地跟踪并报警捉奸,最终导致丈夫颜面扫尽跳江自杀;为了向死去的丈夫赌一口气,李宝莉毅然做起了市场的＂女扁担＂,独力承担起家庭重担,供养儿子考大学,然而当儿子长大成人,考上大学之时,一切真相浮出水面,儿子将李宝莉赶出了家门。影片没有宏大的场景和炫目的特效,凭借对当下人生活状态的关注,使得影片广受瞩目,被誉为2012年度最佳国产影片。

新时期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与批评

新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名存实亡"的观点,在电视剧领域是不对的。由于创作方式、传播方式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特殊性,电视剧自始至今大量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有许多电视剧批评者长期实践着"名副其实"和"有实无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

社会主义创作方法的历史反思与多元视角

一、对经典定义的反思 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方法,莫不是社会思潮、创作主体、艺术手法及风格流派等因子的综合产物。不过,社会主义时代的创作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即带有一定的指令性。一九三四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性提议,正式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大家知道这个具有法律效能的经典定义就是: 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以欢呼声、鼓掌声所通过的经典性定义,在一九五四年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竟遭到西蒙诺夫的猛烈抨击:它“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和定义的出现,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批评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纵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近70年的理论行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它的接受和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为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检测中国文学和俄苏文学关系的一张晴雨表,并从特定层面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侧面。

期待视域、阐释空间与本土经验——论“十七年”文学批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与转化

作为继起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捍卫民族国家利益,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此,新中国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广泛的文学联系。1949年10月,在欢迎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带领的前苏联代表团来访的交流会上,

试论文学艺术的两种社会功能——兼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任何时期的文学艺术都具有歌颂与暴露两种社会功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文艺的两种社会功能存在片面理解,所以在创作实践中出现了两种倾向:或者只强调歌颂,反对暴露;或者只强调暴露,反对歌颂。这两种做法都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危害。为了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使文艺真正担负起“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使命,我们有必要对文艺的两种社会功能做进一步的探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

"新英雄"理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重要美学范畴,也是革命文学英雄叙事文本建构的核心规范。左翼时期的"新英雄"理念是由革命文学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而独立提出的,强调新英雄的特质乃是集体主义,却未成为文学创作的指令性规范;《讲话》发表后,"新英雄"理念则成了工农兵文学的法定性的头等重要创作原则,它演绎出的新英雄范式越来越理想化偏激化,成为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而文学创作必须遵循,从而悖离了现实主义轨道;及至"文革"新英雄理念便成了制造现代迷信的理论根据。

一个核心话语的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演变记

文学理论言说是一种话语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苏联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行进历程上已然刻下深深印痕的一个核心话语。清理这一核心话语的演变轨迹,有助于这一核心话语历史功能的反思。从话语实践的现实效果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体系"可谓"恪守中的开放":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文学理论界与文学创作界的"思想解放";也可谓"开放中的恪守":在主观上曾真实体现出苏联文论界期望通过自身的"主动修复"来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化战略。尊重历史原生态,检阅历史,回望历史,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核心话语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反思,已成为20世纪文艺理论史、20世纪美学思想史甚或20世纪艺术文化史的书写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

论文的写作基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成为文学史"共识"的当下,"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有怎样的调整?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基于此,论文尝试从"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被"历史"所"忽视"的概念或运动入手,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藉此重生。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所命名的一系列"典范文本"的细读,笔者认为这一调整的艰难以及最终的失败,既是"文学成规"之转移的必然结果,也包含着自我的瓦解——借助左翼"革命+恋爱"的模式的结果,反而是"恋爱"压倒"革命",从"新人"转变为"畸人"。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扩大化"的运动,如何更为平和地检讨"社会主义"的"文学遗产",打捞"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精神操守,这一问题对当下的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

是“两结合”还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工农兵文学创作方法论

从1940年代初到19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是"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而是"理想化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一方面要求作品一定要表现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要求作品集中地、强烈地、典型地体现阶级斗争的形势,呈现分明的阶级阵线和人物鲜明的阶级本质,体现党的阶级政策。"理想化现实主义"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工农兵文学的急功近利性减弱了其文学性;其次,这一创作方法采用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认识和运用,以致造成工农兵文学的趋同化和类型化,如果对其允许有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是不会影响文学的多样化的。

“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承继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来的。毛泽东1 93 9年的题词和 1 958年的讲话 ,都没有明确把“两结合”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它后来之所以变成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 ,与 1 958年的中苏关系有关。作为一种文艺理论 ,它主要由周扬等人阐释而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强调革命的浪漫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危机生产

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最高创作原则的确立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这种创作原则在生产其对文学的正当性同时,也同样生产了无理性。而除却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社会主义文学的危机首先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配合社会主义文学制度化过程中历史势能"自我损耗"和其先锋性褪却的结果。其次,是其生产的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种种二律背反的逻辑推演。最后,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无法为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图景提供更合理的理由和更深刻的启示的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