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去增长”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拒斥将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视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准绳,提出了转向零净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发展理念把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置于破坏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上,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对于实现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去增长共产主义”中,资本积累将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所取代,资本将致力于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使用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计划对于生产资料再生产和资源分配的突出作用;二是彻底变革社会关系,摆脱垄断资本、浪费和积累的旧体系,转向满足人类社会基本需求、同时维持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新体系。“去增长”方法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两种观察视角——兼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其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现代以来我国政治建设长期内生性演化的成果,是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作出的一种回应,也是新征程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发展理念,也是具体的政治制度实践。从制度实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持续探索的实践结晶,代表了新时代以来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从重大理念的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得出的民主新认识,是新征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遵循。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社会变革的十年,也是以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为社会主义理论史、运动史、制度史谱写新篇章的十年。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增添了理论的新内容;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重塑了社会主义形象,振兴了社会主义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上增强了制度优势话语权,促进了西方主导的语霸模式的改变。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里程碑意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学理上进行研究论证和总结确认,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为书写社会主义发展史历久弥坚、前程万里的现实探索增添斗志和信心。

“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一百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路,用一系列重大成就书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篇章”。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蕴涵贯穿着极其深刻的理论创新逻辑、历史发展逻辑、实践探索逻辑、目标导向逻辑、价值追求逻辑,极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规律性认识,更加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价值旨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辉煌新篇章。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定位、发展指标与战略路径

从概括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出发,按六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指标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标准。围绕已有中等发达国家长期预测和现代化水平标准两条技术路线,通过科学测算,研判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的现代化上的具体体现,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参考依据。同时,系统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和优势,在战略转型上提出三个创新路径: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实现第二次科技立国;二是促进国际安全发展,有效化解现代化风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全面实现人的现代化,着力提高全民基本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背景下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路探索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心任务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梳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提出新征程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路应对。研究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任务,要求改革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格局,调整与优化竞技体育产品供给的内容、制度保障、主体间关系,推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建议,优化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体系,将竞技体育产品分为竞技争光类、竞技参与类和竞技表演类,科学规划我国竞技体育产品供给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构建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围绕竞技争光、竞技参与和竞技表演3类产品建构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调谐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作用,发挥政府在竞技争光类产品、社会在竞技参与类产品、市场在竞技表演类产品中的主导作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丰富与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会随着时代变迁和实践转换而发展。进入新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在处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我们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引导。为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环境视角和生态主题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中走来,从反思超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走来,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谨、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其生态思想和原则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十个坚持”所涵盖的“根本保障”“核心理念”“宗旨要求”“战略路径”“系统观念”“制度保障”“社会力量”“全球倡议”等理论要素的整体性意蕴,彰显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数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和民生发展成就

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经济和民生发展情况,发现该时期中国GDP总量增长约3.42倍,GDP年平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同期世界水平;工业产值增加,工业结构初步齐全;全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文盲率大幅下降,基础教育覆盖率大幅提升;医疗资源快速增长,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上述成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蕴

妇女和妇女事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实现中国妇女和妇女事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在妇女和妇女事业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需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生成和拓展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内涵和意义,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妇女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独特贡献等,同时还需要了解和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突出难题。

“中国道路”叙事话语的体系建构: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

“中国道路”命题蕴含着多维的叙事主线及话语表达。“中国道路”包括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五个方面的叙事主线,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的唯一道路选择。以上基于不同维度分别表达出“中国道路”的基础轨道、文明形态、鲜明底色、发展动力、胸怀天下等核心要义,构成了研究和阐释“中国道路”命题的崭新视角。准确把握上述叙事主线及话语表达,有助于站在更宏大的视域中审视和理解“中国道路”命题的多维性、正确性、价值性,从而在有效应对和化解“中国改旗易帜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的基础上,推动“中国道路”的发展实践行稳致远。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路径探究

文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综合研究法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视域下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模式单一、内容空洞以及社会实践虚设等方面的问题,并围绕这些困境提出引进新媒体、转变教学内容、落实社会实践以及丰富校园文化等一系列对策,通过这些对策的落实能够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发展阶段本质及特征探析

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当前处在什么阶段的重大理论课题,必须坚持大历史观和整体观,超越“高潮”“低潮”表象透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及本质。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理论、道路、运动和两制关系均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不单单是从一元到多元、从保守到革新、从地区到世界,而是一种复合的、多层次的、跃进式的变迁,是世界社会主义递进式发展、阶梯式上升的历史逻辑延展至当代的最新表现。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及其经验析论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发展。洞察时代大势科学研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坐标定位、聚焦本质规律辩证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导向、把握历史主动系统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举措,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发展,以及所积累创造的经验,对于党在新征程上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进而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思想,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源式发展道路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内源式政治发展应当具备独立的领导核心、制定合理的战略、应对多元的挑战、选择改革的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出了一条内源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总体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总揽现代化进程,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现实治理需要,通过宏观主导与微观调适的渐进改革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并维系秩序的相对稳定。它确立了以政党力量为主导的领导主体,实行了以发展绩效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实施了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应变策略,选择了以渐进变革为原则的改革路径,实现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文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完整科学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效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以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过程,揭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辟论述和深刻洞察,揭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历史必然性,也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坚持和理论内容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得以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构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即以社会基本矛盾为“硬核”的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坚持,体现在第一次把唯物史观的“硬核”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以此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从而把握其性质;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以此分析各种社会矛盾,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回答了什么是中国革命以及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回答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开始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新时代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多维逻辑

作为“四史”内容之一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记录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意蕴和现实启示。从社会主义500年历史进程中汲取历史经验是新时代条件下开展史学教育的重要课题,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探寻历史真相、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评《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都在寻求适应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践,无疑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与实践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不仅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脉络,还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态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新学派,这种学派将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代环境危机,关注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理念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内在契合性,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兼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恩格斯晚年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留日学生自发地零星介绍,到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团体为启发民智和拯救国群进行的大量译介工作,而后随着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力量,其主要内容经历了从观点转译、文本摘译到完整翻译传播的三阶段。关注处于不同政治立场的译者的译文,以1912年无政府主义者施仁荣译本、1920年国民党员徐苏中译本和1925年共产党员柯柏年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于译作本身,从译介背景、译者身份、译文特色三方面进行整体考察可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需求和主体选择的耦合,译者翻译的时间先后、参考的文献版本以及译者自身翻译水平的高低和思想取向都会影响译文的呈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