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担当和发展路径研究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背景、价值需求、教育重心和价值主体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教学模式、方式和思维上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变,重新探讨了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使命担当和发展路径,旨在消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困惑,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新总体性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转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转向“新总体性治理”。将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置于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其“总体性”主要表现在政党、国家和基层社会的统合与相融、同向聚合与同频共振以及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等方面。新时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总体性”是由时空共同塑造的,它建基于特定的治理结构之上,蕴含于一套领导与协同的嵌合机制或控制与互惠的耦合策略之中。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这种“新总体性治理”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性社会的治理,它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政社关系的基础上,从权威分布和治理结构、建构逻辑和治理指向、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实现了对改革开放之前“总体性治理”的扬弃和超越。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对历史辩证法的新发展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主要矛盾是历史辩证法的“特殊原理”,是衡量社会主义进步的“客观标尺”。新矛盾对历史辩证法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包括“目的项”和“条件项”,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相互规定;新矛盾不是对旧矛盾的彻底否定,而是对旧矛盾的“扬弃”。

启蒙·嬗变·经验: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探析——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化解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有着深远影响,为我们党的早期革命话语奠定了基调并提供了指引,是党的革命话语启蒙。围绕引导化解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革命话语经历了“原义出场转义延伸新义开辟”的语义嬗变,实现了从“暴力革命”到“建设”和“改革”再到“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指向跃升。在此过程中,党的革命话语积累了诸如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导向的方法、守正创新的思维、贴近群众的风格等丰富的话语生成与运用经验,这些可以为构建引导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革命话语提供借鉴。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三重意蕴

作为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历史特点,如何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无疑是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不可回避的一道难题,离开中国实际学理性地、抽象地、静止地、简单地定位和解读新时代似乎并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新时代是具体总体性概念,既包含着客观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包含着主观层面上人们可以在这个时期有更大新作为、新思考、新愿景、新精神、新面貌,还包含着主客观结合层面上社会实践有更多新形式和新内容,需要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孕育着、催生着和形塑着新时代的总体性。

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及其理论启示

“总体性”(tot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品质。本文聚焦四位理论家所呈现的总体性范畴,尝试勾勒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列斐伏尔以“人”的总体性为起点,将日常生活作为总体性场域,以日常生活批判勾勒出社会总体性。梅洛-庞蒂借助处境、共在等范畴批判和超越涂尔干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理解社会事实总体性的可能。戈德曼将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与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立场结合起来,展现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作品意义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同构性。普兰查斯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将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实践总体性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辩证总体性。本文围绕总体性与学科性的融通,总体与差异、总体与个体、总体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理解,进一步讨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总体性”视野给我们带来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创新

文章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基于世界现代化发展史实的深入阐释,说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创新实践,源于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总体性特质之深入理解,即社会形态演进逻辑顺序的排列,显然是表示后一社会形态对前一社会形态的超越,但每一后续的社会形态,均是在总体性辩证扬弃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实现的。由于每一社会形态,都存在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遗传因子,由此,作为后续的社会形态,人们在社会建设中,须对此前的社会形态作总体性认知,即总体性地归纳总结各社会形态之需辩证扬弃的具体内容,从而落实总体性“、并联式”的创新实践。就此,文章归纳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形态领域总体性创新实践所体现的十大创新举措。这些创新举措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原则的指导下,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治理各领域,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创新的生动体现,提高对这一总体性创新的自觉认知,将提高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性。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依据的研究述评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转化性质、转化内在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关系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和阐释。理论界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已经形成若干共识,但也存在不足。今后,应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国际环境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影响的研究。

在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推进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本质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应在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社会基本矛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要矛盾在推进共同富裕中起着主导作用,矛盾分析方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对破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共同富裕进行了艰辛探索与生动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积极汲取历史经验,在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恢复

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界定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尝试,是柯尔施一生理论著述活动的主旨。坚持批判第二国际正统派及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教条化阐释,恢复原初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是柯尔施的理论初衷。在柯尔施看来,原初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内容与方法、科学性与价值性等相统一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理论。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坚守,对创新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时代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及其现实意义——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马克思主义基于矛盾分析方法,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内在矛盾,蕴含着通过解决矛盾以促进社会转型的实践智慧。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首先在明辨敌友中发掘革命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继而在化解矛盾中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和物质基础,并在新时代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定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这一探索过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即在识别矛盾中反映人民迫切诉求,在明晰矛盾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解决矛盾中摒弃西方现代化对外转移矛盾的老路,从而扬弃资本逻辑,锚定阶段目标,探索出以人民性为价值底色的现代化思维、以独立性为精神内核的现代化典范、以和平性为发展逻辑的现代化路径。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国家工作重心出现转移,由原先的着重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更多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问题,所以这些要求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准确判断,对乡村振兴进行总体部署,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政治、组织、思想、纪律、制度等方面的系统建设。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与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国家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转化不仅体现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也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文章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进行深入探讨,其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学说,增强我们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精确认知,进而寻求解决该矛盾的有效途径,最终为我国社会的持续稳定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并从理论依据、实践依据、价值依据三个方面剖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依据。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探析——基于大卫·哈维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视角

在新时代背景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成为制约中国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中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念为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我国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上。文章结合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念,提出解决中国社会不平衡发展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合理配置资源,并放眼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的高校教育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在此基础之上,目前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宏观环境、价值诉求以及社会思潮都发生了改变,这给高校开展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在开展工作时克服许多挑战。高校所开展的教育工作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加高效地开展教育工作是每个高校应该重点研究的课题。本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从多方面入手,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大学生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并且根据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历史意义研究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在不断变化,为了厘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历程,认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必要性,文章运用历史研究和马克思社会矛盾理论原理,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并重点阐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以及客观依据,以及其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引导人们辩证看待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与发展。

作为理论后卫的总体性叙事

作为《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英文版的自序,作者试图在向英语世界的假设读者来解释本书的学术意义时,也在进行一种自我理解。作者承认,本书并未刷新既有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它不能归入理论旅行中的创造性误读那一类伟大故事的类别下,甚至有点老派地维护了某种宏大叙事的立场,但相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日渐艰涩化、碎片化、去文学化亦即精英化或非人性化,这样的论说策略依然提供了一种另类可能。

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视野下人的总体性发展

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人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对社会生活提出了多层面、多领域的发展要求。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新时代制约人的总体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要创造条件服务于人的总体性发展,针对影响人的总体性发展的各种短板,从社会发展层面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克服发展阻力,最大限度地促进符合人的存在本性的总体性发展。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科技政策跃迁及创新

破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科技政策的有效支撑,科技政策也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适时调整。中国科技政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发生了三次跃迁,实现了从建立科学技术体系向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再到提高科技有效供给的改变。新时代科技政策面临新的逻辑转向,包括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必要前提,价值转向更多关注平衡发展并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转向充分发展并重视社会生产的速度、效率。在社会主要矛盾视野下,科技政策存在政策的使命目标对人民需要的回应性不足、科技政策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参与主体缺乏有机协同三大困境,必须聚焦人民需要的科技政策使命,重构科技政策供给结构,并围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强化科技政策主体的互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