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杨子忱诗歌的民族记忆与社会书写

满族诗人杨子忱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对满族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进行了诗性追忆。由满族记忆到社会书写,杨子忱完成了从"满族诗人"到"大道歌者""时代诗人"的身份跨越。为民族、民生、社会与时代热情书写的同时,杨子忱不忘构建自己的心灵田园,以此作为沉淀生命情怀的"心灵文学史"。

新感觉派小说男性角度的社会书写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新感觉派"最早把西方学说结合小说创作引入中国,把现代生活中的情绪化最大限度地反映到作品中,文本写作上呈现多角度、多样式书写,特别是男性化视角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成为了社会书写的特殊方式。

论汪曾祺小说中社会书写的生态“审美场”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以社会作为叙事和审美对象的文学创作方式由来已久。汪曾祺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社会书写传统,并以其独有的叙述和价值取向构成了小说中的生态"审美场"。汪曾祺的小说总是无意识地体现着生态美学价值观,小说中小巷、作坊、民俗的书写体现了平等共生的自然生态关系,蕴含着社会生态节律。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浪漫主义戏剧的社会书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浪漫主义戏剧是经过现实主义的洗礼,从外在世界向内在世界寻求"灵的觉醒"的戏剧。"五四"落潮使得部分新兴知识分子笔下的新浪漫主义剧作出现了寂寞、孤单与彷徨的情绪。这些内心情绪是时代现实和剧作家人生遭遇的折光,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书写。此外,"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社会书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工具理性意识,而新浪漫主义戏剧则有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探索的趋向,体现出更深入地探讨内在人性和寻找人的价值的特征。

“异托邦揭开了我们的神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自然异托邦书写

中国文学有着书写天人合一的传统,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审美习惯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一些符合常态的关于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异托邦书写。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异托邦书写具有几个维度:首先,是对人与客观关系变异的集中书写,反映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于自然生态的挤压和破坏;其次,是对人与动物关系变异的文学聚焦,揭示了人类在科技至上观念推动下对于其他生命的漠视;再次,是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刻画,凸显了生态问题的紧迫性和广泛性。理解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自然异托邦书写,有助于学术界更全面且深刻地认识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民间礼书的社会构建——以清初《礼俗权衡》为中心

以往学者大多把民间礼书视为礼仪、礼学或仪式语境下的文本进行研究,而对其产生、传播和演变的社会构建过程关注不够。我们应重视民间礼书的“社会文本”特性,考察在其生成过程中,人与文本、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清初山东益都县颜神镇赵执信所作《礼俗权衡》的讨论,指出该文本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基于赵氏宗族内部围绕宗子祭祀礼仪发生争论的经验和自己南北游历的亲身体验,赵执信希望借助《礼俗权衡》重塑新的礼仪秩序。他在该书中分“门内”“族党、乡邻”“国家”3个层次表达了自己对礼的多重想象。此案例向我们提示了从社会性书写视角研究民间礼书的可能性。

非公正社会《非正常死亡》——论文艺作品的社会书写

近年,通过讲述某一行业的故事揭示社会问题、寻求解决途径成为现实题材日剧创作的主要方向。刑侦类职业剧作《非正常死亡》以单元剧的形式进行社会书写,塑造个体人物,展现群体形象,通过职业视角审视社会,解读专业知识,讨论共性话题,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社会学书写的传记式路径

作为社会学知识的生产者,社会学家并不只是发现预先存在的社会事实与规则。长期以来,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学,在研究中追求严格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排斥个人主观性,研究者本人的自传式思考被排斥在文本之外,这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其在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智识与洞见。20世纪70、80年代以降,包括传记转向在内的一系列转向,促使社会学研究者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将研究者本人带回来,“我”进入文本之中。默顿首倡的社会学自传,呈现了个人经历、历史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书写社会学自传的社会学家的反思性体验及其以自传方式所作的书写呈现,是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重要途径。

众媒时代如何保证社会书写的专业性

人类社会因为电子媒介的加入而'重新部落化',新闻业开始面临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浪潮的冲击,网络零碎信息已渐渐取代正统新闻,但这其中快餐式的文字、偏激的言论往往将舆论导向社会阴暗面,打击媒体公信力。本文以'网络谣言'生成机制作为小切口,从传播者、受众、媒体三个角度,分析媒体公信力在众媒时代是怎样被不断消解,又将如何重新建构的问题。

法律与文学：书写社会方法的自然契合

法律与文学之间的重合自古就有。但“法律与文学”作为组织的研究领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还不存在。法律学术研究和文学学术研究基本还局限在各自的文本体系。随着人们对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导致了法律学者对文学领域的探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文学学者，也开始对包括法律文本在内的非文学文本感兴趣。“法律与文学”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出现于西方国家的最令人瞩目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也被认为是西方“后现代法律运动”的重要一支。其文学视角不仅让人耳目一新，也为西方法学研究及其案例教学带来了挑战，增添了活力。

浅谈电视剧《号手就位》的答辩式叙事

展现新时代火箭军面貌的电视剧《号手就位》采用了一种答辩式叙事的策略,试图回答大学生毕业了为何要选择当兵的问题。全剧围绕着四位大学生展开故事,他们无论家庭背景还是性格特质全都截然不同,但绿色军营能够对他们因材施教,在这个集体主义的大家庭中继续保有鲜明的性格,最终各自获得了与火箭军发展同步的巨大成长,并以此作为答辩式叙事的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