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介入性艺术的参与困境与效应

公共艺术在今天的发展更为强调公众的参与,由此发展出了交互艺术、参与性艺术等方向,而社会介入性艺术更倾向于抹平创作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使得公共艺术发展为一类属于共同主体的创作,现实的案例主要可简单归纳为艺术在城市、乡村及生态环境等方向的介入。艺术家与公众在艺术实践项目中的平等协作也会使得参与过程呈现出诸多争议与矛盾,而解决争议的过程其实就是艺术进行社会性介入的效应产生过程。

“群众路线”作为艺术介入社会的中国经验

西方当代艺术介入社会实践中的前卫精神不断衰落,新自由主义的“为参与而参与”呈现出参与本身体制化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时期以来形成的艺术介入实践,已形成架上绘画、剧场表演和社区文艺三种视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群众路线”来看待艺术介入社会的新视角。这些群众艺术实践以塑造人民群众主体性、建构人民社会为目的,形成了一套群众美学,它既区别于西方的前卫美学、大众美学,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重建了一种非西方的话语实践,构成了艺术介入社会的中国经验。

作为事件的艺术介入:艺术乡建和社会设计的实践逻辑

社会介入艺术作为对康德美学束缚的反抗,展现出艺术介入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功能性与能动性,不过,它并未完全挣脱审美原则和艺术法则的规约。因此,社会介入艺术虽然旨在指涉社会问题,但却并未产生广泛深入的社会影响,而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设计旨在突破审美桎梏,寻求非艺术主导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协作,已发展出较成熟的行动方案,并已取得一定成功。其中,艺术乡建作为中国社会设计的独创模式,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境。造成当下困境的主因,是如何定位城乡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自律到参与——艺术“介入性”的理论演变

近年来,强调公众参与的“社会介入性艺术”在国际当代艺术界方兴未艾,但其作品常表现为非物质性的社会活动,遭到了诸多质疑。现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证,为艺术的“介入性”提供了美学线索。在康德、黑格尔关于自律、他律的论述基础上,阿多诺、伯林特开辟了有关“介入”与“参与”的美学话题。博瑞奥德的“关系美学”和朗西埃的“岐感美学”则为介入性艺术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撑。前者催生了凯斯特的“对话”和“协作”理念,后者使毕晓普建构了完整的“参与式艺术”理论体系。经过两个世纪的理论演变,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已获得了美学上的合理性,并成为21世纪的新浪潮。

“参与”的有效性:社会介入性艺术诸问题刍议

本文试图从主体、意图以及路径三个方面来检视社会介入性艺术当中"参与"的有效性问题,在关注社群、集体、行动等观念的同时,探讨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公共艺术的新与旧:价值规定及其不满

西方公共艺术在过去几十年出现了新旧之分,"新类型公共艺术"是代表性称谓。中国过去二十余年的公共艺术也被认为出现了新面貌,相关论述不一而足。前者的新旧之分涉及两种历史叙事,但它们指向了西方公共艺术,乃至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规定之变:包含艺术、政治与经济等维度的现代主义价值。中国公共艺术的新面貌也呈现在至少两种叙事上:一是基于思想与历史发展的观念叙事,以"公共性"为核心;二是功能取向的空间叙事,包括在城市、乡村与社区中的实践。从中国语境来看,具有社会和政治功能取向的艺术实践并非全新现象,但以"多元性"本身为价值的视角却表明,中国的公共艺术确有一些新面貌。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这一视角还表明无论中西,公共艺术中的新旧之分都源自不满于"冷战"后的一些价值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