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与社会代际流动性: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检验

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仅与地区经济绩效紧密相关,而且也会对社会代际流动产生显著的影响。本文梳理了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内在机理,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检验了自然资源禀赋对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①自然资源禀赋对社会代际流动性起到了抑制作用,在社会流动视角下支持了"资源诅咒假说"。居住并成长于矿产资源区使得受访者的职业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概率下降了约22%,以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代际教育流动水平下降约3 a,并且降低了受访者对自身社会流动的主观评价。②异质性分析表明,矿产资源对农村居民代际流动的负向冲击远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经济发达省份在社会代际流动中面临的资源诅咒效应略高于欠发达地区,但二者并不具有显著差异。③通过构建受访者与其祖父辈家庭成员相互配对样本,初步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的持久性影响。本研究蕴含的政策启示包括:第一,推动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摆脱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从而创造以高技能型劳动力为主的岗位需求,这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鼓励人力资本投资,改善社会代际流动性。第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改善公共教育质量。应当重视农村地区、偏远乡镇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这些地区的居民实现向上社会流动还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三,逐步放开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限制,鼓励技术创新、大众创业,重视营商环境建设,遏制寻租腐败活动,通过构建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来拓宽社会阶层流动渠道。

社会代际流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中国东北为视角

代际流动固化,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社会问题,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研究。基于CGSS2013年数据,以东北为视角,论文构建了社会代际流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和比较东北地区社会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差异,并进一步考察影响东北代际流动的因素。结论发现,东北地区存在显著的代际流动停滞,其中以吉林省最为严重;东北地区的创新环境、较高的国企比例、以及较低的市场化程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存在"逆淘汰"效应;东北地区国企职工的代际依存度更高;父亲的体制身份使其可通过行政职务之便进行暗箱操作或权力寻租进而影响其子女社会地位,存在"阶层再生产"现象,以黑龙江省最为突出。论文研究及结论丰富了有关代际流动的研究。

教育能促进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证据

教育是实现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在采取相关处理方式消除教育通胀作用的基础上,从教育水平及其代际变动状况的双重角度,实证检验教育在不同代际社会阶层流动模式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受教育水平对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社会阶层代际向上流动和抑制其代际向下流动;第二,教育代际流动是实现社会阶层升迁性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随着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高,实现代际社会阶层地位改善的可能性越大;第三,职业层级是受教育水平促进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重要作用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应增强教育机会的平等性与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平衡性,加大对弱势家庭的教育帮扶与补偿力度,缩小教育差距。

经济体制变迁背景下父辈体制内身份与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关系的考察

依据所处体制内外对社会成员进行的身份划分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其对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考察。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2和2013年的合并数据,讨论了在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上移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但是当父辈拥有契合于市场的能力或行政权力时,该影响将减弱或消失。这意味着父辈体制内身份对阶层代际流动的影响实则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及伴随于该进程的对社会中原有资源分布的重置。

经合组织国家代际社会流动中的教育影响研究

21世纪以来,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相对代际教育、职业和收入流动性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趋势是高位发展后的自然下滑还是社会流动危机的开端,引发政策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发现,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可归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而教育处于中心地位,通过多条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起到关键的纽带作用。特定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与补偿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劣势对教育选择偏好和投资的消极影响,进而影响代际职业和收入流动。经合组织国家促进代际社会流动的公共政策包括高等教育机会公平,高质量早教普及,晚分流、多样化的学校干预,教育支出等教育政策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人口的空间流动与代际社会流动:出生地和流入地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揭示了人口的空间流动和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并探讨了空间流动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地和流入地对迁移人口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流动对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集聚程度高的中心城市在扮演着“自动扶梯区域”的角色,迁移者进入这些城市更容易实现代际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出生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也显著有利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进一步来看,出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程度、是否为中心城市对流入地的相应特征与迁移者的代际社会流动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出生地会影响流入地的自动扶梯区域作用的发挥。

代际社会流动与精神健康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快速推进,人们面临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强,精神疾患人数不断增加。借助大样本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对当前中国民众精神健康水平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持续的低地位及向下流动更有可能产生精神抑郁。父辈和子辈阶层地位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地位越低者,其发生精神抑郁的可能性越高。代际社会流动,增加了精神抑郁症状发生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向下的社会流动者。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可能是当前中国精神疾患高发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在完善精神卫生政策、法律、程序和信息系统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公平。

中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

空间视角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之一。本文使用CGSS2010—2017年数据,探究了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决定一个地区代际流动状况的不只是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征,还有其外部空间关系,即所处的空间位置和周边的社会资源。周边地区发达的工业化水平、较大的收入离散性以及充足的社会福利资源能够促进本地区的代际流动,呈现“空间溢出效应”。

代际社会流动:分析框架与现实

与分层研究更注重静态结构描述不同,社会流动更关心的是社会成员与结构位置的动态匹配过程和变动关系。广义的社会流动,包括了代际流动、代内流动和地域间的流动,而狭义的社会流动通常就是指代际流动,即代际间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动,分析的目标是描绘和解释上一代的社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

代际社会流动与精神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球约有4.6亿以上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精神疾患的影响。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430万人,精神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其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与发达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具有明显差距。

费钱还是费力?家庭教育投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及调节效应分析

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似乎不言而喻,但哪一类抑制效应更强还有待探究。基于家庭生育扩展OLG模型,使用CFPS2018数据,利用Poisson回归,实证检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对生育意愿的抑制效应,并揭示代际社会流动对其抑制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均显著抑制了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学前教育阶段的经济投入、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时间投入、一孩家庭的经济和时间投入显著抑制了生育意愿,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女性、农村、中高收入群体、二孩及以上家庭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未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代际社会流动能够减弱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生育意愿的不利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代际社会流动与个体生育意愿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实证研究发现,生育意愿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生育意愿与代际社会流动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实现了社会阶层代际向上流动的个体相对于其他人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本文还发现,个体的生育意愿与其受教育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性,但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未来的阶层流动持更乐观态度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有宗教信仰、男性、农村户籍的个体,生育意愿更高。

社会阶层、代际流动与婚姻匹配

本文综合运用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LHSC)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了个人的自致阶层、先赋家庭阶层,以及代际社会流动对其婚姻匹配的影响。研究发现,阶层影响上,个体获得较高地位的配偶越来越依赖于自致阶层地位,家庭背景的影响逐渐减弱。然而,家庭阶层地位在新近的世代中会显著影响自致阶层地位较低者的婚姻匹配,存在"补偿效应":即较高的家庭阶层有助于自致阶层较低者获得更高阶层的配偶,这表明婚姻匹配上的经济理性和功利性不断增强。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上,研究发现了代际社会流动反向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现象,但是这种影响会因不同的性别、城乡群体而异。那些经历了代际向上流动的城市男性更可能向下婚配,经历了代际向下流动的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更可能向上婚配;而经历了代际向上流动的农村女性既可能向上婚配,也可能向下婚配,这可能是源于代际社会流动距离的差异。以上结果表明,即使子代较之父代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也较难巩固流动后的地位,而是会在婚姻匹配上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阶层回归。同样,那些经历了代际向下流动的个体,也可以凭借家庭背景的优势,通过婚姻匹配来重返原生社会阶层。由此,婚姻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分层的固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基于多重机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影响中国代际社会流动趋势变迁的多重机制及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从196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均经历了一个代际社会流动先升后降的过程。就其机制而言,男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提升源于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后期代际流动的下降则主要是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共同所致。女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上升源于家庭背景直接影响的下降和教育机会获得的平等化,而后期代际地位关联度的反弹则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

中国代际社会流动的变迁

本文构建了一个多重机制的分析框架,对影响中国代际社会流动趋势变迁的多重机制及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群体中,从1960出生世代到1980出生世代均经历了一个代际社会流动先升后降的过程。就其机制而言,男性代际社会流动初始的提升源于个人的家庭背景对其终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下降,后期代际流动的下降则主要是教育机会获得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增强共同所致。

社会流动与传统性别意识——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

本文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5年的数据,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使用对角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Model)的方法,分析代际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意识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同时流动轨迹、流动方向和流动距离也对女性的性别观念具有显著影响。上向流动,尤其是长距离上向流动,能够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促进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中国家庭婚姻破裂对中国子女成就的长期影响

家庭破裂是导致后代向下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方研究发现,父母离婚不仅不利于子女青少年期的学业、心理和行为发展,还会持续影响子女成年以后的地位获得。当代中国离婚率的快速上升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如今已成年。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研究经历父母离婚、父母丧偶对子女25岁以后的教育成就、职业成就与收入的影响,可以发现,离异家庭的儿子与同等家庭背景但成长于完整家庭的男性相比教育程度更低,但除此之外,并无证据表明经历父母离婚对孩子成年后的职业或收入存在直接的负面影响。与西方研究的发现不同,中国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存在“社会出身的补偿效应”,由于在中国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离婚风险相对较高:大多数离异家庭有相对充足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以缓冲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但从反事实的角度上说,如果没有经历父母离婚,这些家庭的子女的长期发展也许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