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理解“张謇现象”的一个新视角

“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为理解张謇创办的大生集团和张謇本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一视角,或可有望破解扑朔迷离的“张謇现象”之谜,真正把握张謇实业经营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对张謇的多重身份和多重面相给出一个相对统一、合理的解释。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大生集团的根本特点便在于植根乡土,服务社会,实现现代工业的综合化、“在地化”发展,以地方现代化带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张謇将传统士大夫精神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融为一体,在从事企业经营的同时,又强调营造社会,造福地方,拥有超越一般企业家的更大的社会经营观。张謇的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建构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十分值得加以总结和提炼。

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的组织性质及发展

就业帮扶车间是以发展乡村产业、扩大村集体规模经济、实现农村弱势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进入转型过渡期,帮扶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明确其组织性质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社会企业理论,抽取“价值、目标、路径、利益相关方”四个特征维度和“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建构分析框架,对就业帮扶车间组织性质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帮扶车间符合社会企业基本定义及特征,可识别为一种社会企业。在此基础上,相比市场-社会行动逻辑“双轮驱动”的传统社会企业模式,帮扶车间因政府行动逻辑的嵌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混合逻辑特征,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持续有效合作。基于此,就业帮扶车间可进一步被定性为“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从组织性质出发,针对帮扶车间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尝试通过动态调整三重逻辑关系、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强化其社会企业身份合法性等途径加以解决。

社会企业立法的意义及基本思路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其核心要义乃可持续地维持和实现其社会目的。实践中社会企业发展迅速,民间认证体系日益成熟,地方政策陆续出台,但是在立法层面尚无实际行动。社会企业立法需要面对和回应社会企业所带来的“外部性”,以防止其对市场秩序和公共资源流向的不当影响。社会企业立法规制的重点应首先立足其基础组织形式的选择:非营利组织类型社会企业的规制重点在于避免商业机制的引入导致其非营利性的丧失,营利组织类型社会企业则侧重于通过特殊立法方式在目的、利润分配、资产锁定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对其进行必要规制。我国社会企业立法的可行模式是制定社会企业促进法,以理性克制的立法态度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企业介入社区居家养老的路径探索

在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缓解养老服务供给失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社会企业兼具“经济-福利”的双重价值、结合“竞争-合作”两股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供给。但由于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得不成熟,在介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存在资源短缺、身份矛盾和地位尴尬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政府主导、放松规制与健全法律的路径加以改善,以期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力量,破解养老难题,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会企业的动态合法性构建——基于雅恩健康的案例研究

社会企业近些年在我国不断创立,但总体仍处于发展不完善状态,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获取合法性是社会企业行稳致远的基石。社会企业类型繁多,就商业企业转型的社会企业而言,可以优先选择与员工、顾客等微观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化战略获得合法性。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企业专注于不同方面的合法性,在创始阶段,社会企业努力通过群体社会化来获取关系合法性,以追求价值上的认同感。在成长阶段,社会企业专注于通过任务社会化来获取市场合法性,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成熟阶段,社会企业通过组织社会化来获取社会合法性,以解决可持续问题。通过一项单案例阐释在社会企业发展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化策略在其获取合法性中的作用。

社会企业参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逻辑、困境与路径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探索,也是解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切入点之一。近年来,社会企业在我国超大城市逐步萌芽发展壮大,充分发挥了调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社会企业发展时间比较短,在参与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仍存在制度、认知、竞争和能力困境。因此,要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宣传与监督管理、坚持内部治理和多元融资、强化人才培养与资源整合等措施,更好地发挥社会企业社会功能,提升超大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社会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案例研究——以古村之友实现路径为例

本文围绕社会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这一主题,采用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古村之友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详细讨论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做法。通过研究有三个发现:一是古村之友自身完善的商业模式是参与乡村治理的动力源泉;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是精准治理的关键;三是从乡村文化、教育、产业入手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提出五条社会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建议:一是政府转换治理理念,加速治理共同体建设;二是为社会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三是加强高校专业赋能,推进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四是社会企业应注重自身商业模式的建立;五是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治理,应注重村民自治,以文化振兴为基础、教育振兴为抓手、产业振兴为目标,全方位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社会企业:公益慈善创新与残疾人就业新机制

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体现个体价值、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残疾人“生理—身体性”缺陷、“社会—结构性”障碍、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规模挤占工作机会日趋明显等诸多因素的叠加,使残疾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现有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无法达到既定政策目标。社会企业作为公益慈善的创新之举,赋予了残疾人就业尤其是集中就业新的活力,是残疾人就业的新机制。文章着重分析了社会企业在残疾人就业中的角色定位、实践逻辑以及培育路径。社会企业作为残疾人就业的新机制,扮演着“残疾人集中就业创新场所”的角色,既能实现残疾人规模化就业,也可提升残疾人就业质量。以官办慈善基金会为主导的残疾人就业社会企业,可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通过提供“体面”就业岗位促进残疾人就业。文章最后讨论了国家力量、官办基金会、残疾人自组织、社会大众等多元主体协作的残疾人就业社会企业培育路径。

社会企业组织混合性与社会影响力的关系研究

作为战略和组织研究前沿,混合组织在现实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组织混合性。但有关组织混合性及其表现迄今仍鲜有实证研究结论。本文以典型混合组织——社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理论框架,系统研究了组织混合性与社会影响力的内在关联,并从资源拼凑视角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行为“黑箱”。实证结果表明:(1)社会企业的高组织混合性有利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2)资源拼凑行为在组织混合性和社会影响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数字化能力对资源拼凑行为的中介作用起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深化了组织混合性及其结果的关系,明确了组织混合性在提高社会影响力方面的独特优势,也为数字时代下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混合组织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

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契合中国“高质量发展”主题与全球化“公司可持续性”议题。现行法框架下,公司制社会企业法人地位与认证制度的双重不匹配、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责任规则的缺位构成其可持续性的制度障碍。应从体系化保障公司制社会企业主体资格可信性、针对性设计公司社会目的内部治理机制、压实认证机构的专门化监督、明确公司社会目的漂移的法律责任等四个方面改善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关键制度缺失,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公司制社会企业可持续性。

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机制

社会企业是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基于制度理论视角,选取残友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社会企业多重制度逻辑的演进过程。研究发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企业在情境因素影响下,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发展模式,形成不同的多重制度逻辑。制度背景和个体特征使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同化,形成政府逻辑和公益逻辑;符号表征与组织实践矛盾使成长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细化,形成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制度变迁和组织变革使融合阶段的社会企业通过制度扩散,形成公益逻辑、市场逻辑和合作逻辑。研究结论可为中国社会企业制度逻辑理论与实践提供新启示。

社会企业助推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进路

社会企业的发展对于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有重要现实意义。社会企业在助推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能力有限、使命漂移、合法性危机、多主体协同冲突、效果难以评价等困境。因此,依据“观念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赢”三阶段过程模型,可以提出包含促进创新发展、建立使命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律以提高合法性、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和构建多维评价体系的治理进路,为实现社会企业有效助推共同富裕提供思路。

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现状与发展探析——以成都市的实践为例

伴随国内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社会工作开始尝试从专业理念与伦理及价值观、专业方法、组织结构、社会工作者、专业相关资源等多个角度融入到社会企业当中,这成为探索社会工作和社会企业多元化发展道路的有益实践。然而,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的现状并不理想,其实践过程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对成都市的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运营实践的分析发现,其实践过程受到组织决策者的认知和态度、社会企业“社会”和“市场”双重属性的平衡程度、组织运营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工作融入社会企业实践的发展,就需要加强政策法规的明确扶持和监管,从战略层面系统筹划社会工作在社会企业运营中的参与,强调社会工作机构对自身专业性的坚守。

双重赋能: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基于对成都实践的考察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治理越发重要,其中治理资源与“去行政化”之间的博弈更是成为社区自治活力发挥的关键。文章从国内学界相关研究出发,以治理资源为着眼点,以四川省成都市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实践为对象,结合社区实地调研,对如何在加强社区治理资源支持的同时有效激活社区自治职能进行了回答。研究发现,成都市通过推动社区社会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一条“去行政化”和“强社会化”的双重赋能路径。一是物质性资源赋能“去行政化”路径,依托社区社会企业在市场及社会层面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降低社区对行政性资源的依赖度。二是主体性资源赋能“强社会化”路径,依托社区社会企业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推动组织间的合作,激发居民参与活力,从而获取更多可利用的主体性资源,以期实现社区自治属性的有效发挥。

女性创业者禀赋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社会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女性创业者在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女性创业者禀赋作为影响社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却并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选取丁知竹成都创意文化有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扎根理论分析,揭示女性创业者禀赋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女性创业者禀赋对社会企业绩效提升有正向影响;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女性创业者禀赋通过差异化的资源编排行为和建立互动联结关系,对社会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资源编排、互动联结在女性创业者禀赋和社会企业经济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环境动荡性是女性创业者禀赋与资源编排、互动联结作用关系的重要调节性因素。

分类培育:“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本文依据“三部门”理论将社区社会企业分为公共性、营利性、公益性三类,并提出分类培育“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的发展策略,从组织身份分类认定、金融财税分类支持、从业人员分类培训、创业投资分类资助四个方面对“一老一小”型社区社会企业进行分类培育。

互惠经济模式下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双螺旋模型研究

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问题的解决。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各省都在积极探索强承载力与可持续能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城市可持续发展也是衡量国家乃至地区管理水平的客观尺度。在全球一体化新框架下,各经济体之间的影响力和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本文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构建双螺旋模型,探讨互惠经济模式下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比较分析发现,通过引入扩大效应、多元共生、市场创新等机制后,城市问题得到一定化解:社会企业通过拉动力,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推动力在互惠经济模式下围绕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个轴心相互缠绕、盘旋上升,在相互促进中共同提升城市品质,助力城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的结论不仅揭示了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而且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体结构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发展社会企业?——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兼顾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兴力量。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缓解社会企业普遍面临的合法性困境。由此,以当前出台的18份政策文件为对象,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当:需求型(38.6%)、环境型(31.2%)、供给型(30.2%)。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组织建设节点占比较少;在需求型工具中,社会参与、政府购买节点占比过少;在环境型工具中,法规规范在所有二级节点占比最高,但财务金融、税收制度、择优扶持占比过少。另外,结合地区政策计量结果和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对北京、成都和顺德三地的典型模式展开了分析。据此,提出满足市场需要,补齐政策短板;制定统一标准;警惕“各自为政”;明确负责机构,交流发展经验等建议。

社区型社会企业在我国的实践探索与政策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在构建基于协作和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社会企业逐渐进入地方公共议程视野。研究对2021年成都市社区型社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发现在成都新兴的社区型社会企业的组织结构中,社区居委会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此类社会企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股权结构中公共资产占比较低、收入分配中社会属性不突出及社区工作重心可能有偏移风险等问题,并建议在社会企业培育和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上明确三类社会组织:一般类型的社会企业、社区型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通过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社会企业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