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重建与社会传统——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的思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着力激活中国社会生活传统,以复原乡村世界的有机循环,戛戛独辟一条乡土重建之路。与一般乡村建设者倡导的消费性事业不同,费孝通的重建规划将与乡民生计密切相关的工业生产置于显著地位,在技术上进行改良,在经营环境上继续保持分散性、兼业性和就地性等传统,使近代以来脱栓的乡土工业“齿轮”重新复位。为促成近代工业技术知识下乡,费孝通将传统知识人所葆有的桑梓情谊纳入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过程中,从而赋予传统意识以近代意义;在筹措工业资本的过程中,他发现勤俭持家、光耀门楣和注重实利等农人德行,具有历久弥新的动员力。成全人性的传统手艺精神在近代乡土工业中的保持,让费孝通确信,机器的使用并不必然导致人和工具之间的关系异化,而可以成为加强乡村共同体生活关系的力量。民国时期费孝通关于乡土重建的理论贡献给我们以诸多方法论的启迪。

媒介情境、社会传统与社交媒体集合行为

既往研究大都以媒介情境为出发点,考察信息对集合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引入社会传统,试图分析相同的媒介情境和不同的集合行为表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增长了虚拟网络的链接,加速了社会力量的整合;社交媒体上的集合行为,在不同的国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反映出社会传统的重要性。本研究在回顾集合行为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媒介情境和社会传统为分析工具,对社交媒体时代的集合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将私人传播转变为公共传播。在相关信息传播中,社交网络将人际传播情境扩展至大众传播情境,形成新的媒介冲突情境;通过情感性交流,私人信息被公共化;通过连接集体行动,强大的社会压力被构成;在集合行为的扩散中,社会传统成为集合行为后果的发动机,越保守的社会制度,社会破坏就越严重。

殖民时期英法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对东南亚的影响

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两个殖民主义宗主国,它们的殖民扩张历史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法两国不同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殖民指导思想,其差异严重影响着英法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时期以及独立后的国家发展进程。在东南亚地区,英属马来和法属印支两块殖民地在英法殖民主义管理体制下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反映出在不同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影响下的两种殖民指导思想的差异性。了解近邻历史及其社会发展,对于中国发展东南亚各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日本文学的非社会传统

日本文学自古就有极强烈的非社会传统 ,平安时代中期起形成的这种传统 ,一直影响到现代。深入探讨这种传统形成的外部和内部条件 ,以及这种传统下文学的特色等内容 。

多主体系统社会传统演化的一种数学模型的研究

多主体系统动态行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计算机仿真和数学建模两种相互对照的途径 .但目前这类研究中绝大部分是仿真研究 ,理论建模还是比较匮乏的 .本文以一个我们构想的理想化的 MAS社会的模型为背景 ,首先提出了刻画 MAS中社会传统的演化的数学模型 ;然后基于该模型给出了一组判断系统中出现有害均衡的充分条件 ;最后举例验证了我们所得到的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于多主体系统的分析、设计。

诚信——社会传统与法律映象

以现代的法治眼光观察历史,观察诚信这一社会传统,可以看到,诚信的实质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在人们内心中进行教化,使人“弃恶从善”。而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利益竞争和利益矛盾成为普遍现象,且社会的发展速度和生活节奏非常之快,法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作为现代国家,走法治的道路是必然的。但不应囿于法律,而应将法律与道德结合起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艾米丽—一朵挣扎在父权和社会传统观念下的玫瑰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尽管艾米丽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但是仍然能够找出她身上所表现出的对父权和社会传统观念的反抗精神。

基于多参数模型的社会传统涌现

针对人工社会系统一组同类Agent中社会传统的涌现问题,提出了复杂社会网络结构下社会传统涌现的多参数模型,该模型主要由社会权威和信任度组成。实验结果显示,该多参数模型能有效涌现社会传统。同时,还研究了Agent对社会权威和信任度在不同侧重程度及网络结构下,社会传统涌现的效率。实验结果表明:对权威的侧重程度越高,社会传统涌现的效率越高;不同的社会结构下,社会传统的涌现效率也有较大差别。

中国社会传统家庭伦理父子关系的现代扬弃

中国封建社会伦理之中,积淀了丰富的以"尊亲"、"顺亲"、"养亲"等为主要内容的父子伦理精义;在中国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演变为橄榄型、步入了后喻社会时代的今天,封建社会时代形成的许多父子伦理内容和沟通模式已不适合当今社会时代的发展要求。在今日中国社会伦理系统之中,应该建立新型的父子伦利(互利)关系。这既需要借鉴现代社会的"互喻"模式,又要采补传统伦理的精髓内容。

亲长身份与亲权——从云南民俗看华夏社会传统

本文认为,亲族关系的社会网络一向是中国传统最基本的深层社会结构基础,亲长的社会权威身份和权力地位是一切社会权威身份和权力地位的基础。作者从云南各民族的生育仪式、回门仪式和报喜仪式中看到,在传统的亲族社会内,亲长角色身份的获得与晋升意味着亲权地位的获得与晋升。而以泛亲族关系为基本社会结构网络、以类亲族权力为基本社会权力系统的华夏古国,也是以亲子长幼的家族关系来维系上下尊卑辖属的国家之序的。

转变社会传统观念 改造药品供应体系——刍议医药分业过渡阶段的当务之急

医药分业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早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接受。按照这一举世公认的国际惯例,在我国逐步实行医药分业政策,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医药卫生改革的必由之路。 实行医药分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系全社会,涉及每个人,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政策出台的难度很大,并且不可能一步到位,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阶段。综观海外实施医药分业的进程和历史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行业实际,当务之急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务虚,转变社会传统观念;二是务实,改造药品供应体系。具体地讲,就是“两个面向”:面向社会,开展充分的理论宣传和舆论动员;面向零售。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体领域与学科传统: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思考

对主体领域开展研究是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主旨,涂尔干、韦伯等理论家都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格局有过深入的论述。在当前,因为现代性的演进,主体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其中,政府、企业、金融、法律四个方面的影响力最为显著,也是社会科学应该关注的主体领域。主体领域的研究能力决定着社会学的理论想象力和经验解释力。同时,主体领域的研究是一个学科竞争的场域,无论是量化分析还是质性分析,都需要通过主体领域的研究提升方法能力。社会学具有底层关怀,但学术研究不应囿于底层路线,对社会事实的总体理解是一种学科价值的传承。

祭礼与性情:德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显著特点,祭礼是透视中国文明深层特质与演变脉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功能学派与年鉴学派侧重以“自然需求论”“社会中心论”等理论视角探讨祭祀的起源与社会团结之道,当这两个学派进入对中国祭礼的考察时,发现祭礼中包含的人性、伦理内涵与西方的思想传统极不相同,并由此推动中国走上了独特的文明之路。祭礼在商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人文化、道德化的演变,最终认识到人性中以爱和敬为主要内容的仁义特质。内在性情与祭祀之礼相配合构建起中国社会中从家到政治社会秩序的深层基础,并形成了中国文明中强调仁爱忠恕、和谐共处的思想特质。

祭祖习俗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以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中心的研究

祭祖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发挥重要的功能。探究祭祖习俗在传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维护中所发挥的功能,有助于追溯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渊源,从而推动历史社会秩序和现实社会秩序的良好衔接,推动社会秩序的平滑转型,并从中汲取有益因素推动现代社会秩序有关问题的解决。本文选取赣南客家祭祖习俗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探索,认为祭祖在传统民间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参与建构并维护了传统社会秩序,在面对现代社会秩序中存在的追求自由与利益带来的负外部性、秩序的冷化等问题时,祭祖文化所体现出的孝、诚、团结互助等内容及中华民族同根同源思想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儿童观研究——以汉代和宋代为例

本文梳理中国汉代和宋代两个时期的儿童观,呈现文学作品、绘画以及教育思想中儿童观的特征。总的来说,汉代和宋代的儿童观具有神秘性、抽象性、成人本位等特征。汉代人性论的发展为时人认识儿童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汉代官学的设立推动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发展。相较于汉代,宋代有两种不同的儿童观,以儒家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儿童观将儿童置于规则的约束和成人的审视中,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天真富有童趣的儿童。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对汉、宋时期儿童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儿童观的理解。

扩展社会工作的传统界限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大社会工作的出现,既是因应传统社会工作向大社会工作转变的国际新近趋势,更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求扩展社会工作传统界限的历史使命。大社会工作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将呈现以下趋势: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从弱势群体向全体人民转变;社会工作领域从党的(群众)工作局部向党的(群众)工作全局转变;社会工作功能从福利服务向福利服务与社会治理双重角色或复合角色转变;专业社会工作从外来学科向本土(化)学科转变。对“大社会工作”格局下我国社会工作转型趋势的探讨具有前瞻性意义。

传统的现代面相:青苗会传统社会功能的现代转型讨论

青苗会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以加强田间管理、保护庄稼为主要目的,主持相关仪式,举办乡村活动,协调村落内外关系。在其传统社会功能逐渐弱化的当下社会,传统青苗会的保护与生存,必须要积极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主动完成现代转型。最可行的保护形式就是保护“文化生态”的完整。“文化生态”势必发生改变的背景下,在改善民生、保证民众享有现代化权利基础上,激励保留传统。青苗会适应时代,积极与新时代相融,与民众、村落发展相契合才是根本。探索新的策略,吸引民众主动融入青苗会,激发、强化与民众民俗生活的关联性,再次将根扎入民间生活。这样,青苗会在乡土社会长期以来树立的社区权威会重新焕发生机,会在强化社区认同、传承民族文化、整合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传统社会分家析产及纠纷规避探究——以敦煌契约文书为中心

留存至今的敦煌文书记载了大量反映民众分家析产(别籍异财),身份与财产继承关系的行为与实践,展示了民间法、“乡法”以及儒家、佛家相关规范与社会现实生活的结合程度与共存方式。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切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观照中国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情况,将法典、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其反映的经济内容,探讨家庭成员的身份与家产析分之间的特定关系。通过对分家实践的考查,有益于解释敦煌社会变迁的状态,更好地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法与习惯法及其后隐含的法律文化与文化心态。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日渐减弱的凝聚力和权威感使得血缘亲情也有所淡化,最终血缘亲情难敌财产利害关系,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分家异财成为大多数家庭成员的必然选择,由此在析分后的小家庭中形成新的平衡。

祈禳:凉山彝族传统社会里的驱凶求吉

驱凶求吉是人类生活的本能,彝族亦不例外。在彝族传统社会里,其先民为了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某些现象,形成了各种驱凶求吉的习俗行为,并使之成为一种“精神胜利法”而作用于人们,表现出功利性。祈禳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出于功利目的的祈禳求吉就显得落后而有碍于彝族社会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