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从覆盖率和保障水平两个维度实证研究社会保障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中提高覆盖率可以明显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消费意愿,提升保障水平则因对居民收入支持作用明显而能促进消费。在当今形势下,政府首先应致力于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同时应通过改变转移支付方式增加居民保障水平,以推动社会保障向纵深发展,从而有效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社会保障覆盖率:全面小康的惟一考核指标

一个家庭的生活消费达到衣食住充裕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就可视为小康之家。一个社会所有家庭都达到小康状态,这个社会就是全面小康社会。其主要标志是杜绝非小康人口。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区别不在于收入消费量的差别,而在于小康人口覆盖面的差别。如果我们想清楚了这一点,考核全面小康建设就不用设计什么指标体系,

社会保障覆盖率——全面小康的惟一考核指标

刘福垣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一个家庭的生活消费达到衣食住充裕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就可视为小康之家。一个社会所有家庭都达到小康状态，这个社会就是全面小康社会。其主要标志是杜绝非小康人口。全面小康和基本小康的区别不在于收入消费量的差别，

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的意义、问题与建议

成都市于2004年起实施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虽以低缴费优势迅速扩大了社会保险覆盖面,但存在低待遇、难转移、高成本、复杂化等问题。2011年,成都市开始进行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改革,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城乡同等待遇。成都市综合保险并轨社会保险改革对其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积极影响,对其他地区也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费率提高可能导致参保人数下降以及缴费不合理等问题,建议针对原综合保险参保人员,采取降低缴费基数、延长缴费年限的办法,以确保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改革目标的实现。

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实现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社会保障工作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不高，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和各类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还不通畅，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

城镇化率核算方法的改进——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视角

目前城镇化率是以城镇常住人口除以总人口来核算的,这种方法过于简单化,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城镇化战略推进中的实际情况,尤其从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全过程来看,考核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效果,研究城镇化的质与量以及核算城镇化率都应该加入就业岗位提供、教育投资占比、公共服务与社保覆盖率等内容。

视点

观点邱晓华:高投资不会带来高泡沫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对高投资高增长可能带来经济泡沫的言论予以反驳,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和我国政府政策所决定的。

农民工礼会保障十大矛盾分析

肖云、杜毅在《社会保障制度》2008年第8期撰文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农民工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着十个方面的主要矛盾：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性与受重视不够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在法理上的平等保障权与法制保障不足之间的矛盾；农民工社会保障诉求强烈与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之间的矛盾；

民生事业改革经验及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遵循民生事业发展规律,民生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新时代民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生事业发展主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譬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增至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降至2017年的不足3.1%;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增至2017年的76.7岁;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为2017年的58.5%;高校招生人数由1978年的40万增至2018年的约850万;社会保障覆盖率由1978年的不足20%上升为2018年基本实现全民保障;等等。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社会持续进步的过程中,我国民生事业发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改革经验。

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常健教授和杨帆发表的《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一文，将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分为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族群因素中的原生因素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族群认同、族群服饰及体貌特征等；族群因素中的次生因素包括政府的族群政策、历史遗留的族群问题、族群问的日常关系等。非族群因素中的偶发因素包括经济纠纷、社会纠纷、违法事件、公务行为等；非族群因素中的一般因素主要涉及族群所生活的社会的一般状况，如贫富差距水平、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率、教育普及率、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环境污染程度等。

常州：产城融合提升城镇化质量

作为传统的“智造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江苏常州以“产城融合”为切入点，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主线，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将发展重心从“土地城镇化”转到“人口城镇化”，加快推进“中心镇”建设、“强镇扩权”改革试点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等，积极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之路。江苏省统计局资料显示，2015年末常州市常住人口达470．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29．10万人，城镇化率达70．0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4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城乡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超过98％。

排行榜

沈阳大连跻身和谐城市前十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2》。在蓝皮书的城市和谐竞争力研究中，辽宁的沈阳、大连排名分列第10位、第5位。蓝皮书评价，沈阳因户籍制度的公平性，即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制度性设置上表现优秀而名列前茅，而大连在社会保障覆盖率方面做得最好。存宜商竞争力方面。东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沈阳列第16位。

全面小康的考量指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访谈

刘福垣，1944 年9 月出生，1970 年7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81 年1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1981 ～1990 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任副所长，并获博士学位。有突出贡献博士学者获得者，享受政府津贴。1992 年被评为研究员。1997 年11月至今，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工农业收入差异》、《农村改革新方略》《明租正税除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