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市场经济本质即信用经济,针对其深入发展过程中屡禁不止的企业败德现象,社会信用治理及其制度建设已成为治理失范行为的新方式。选取2012~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258个地级市信用数据,实证检验社会信用治理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社会信用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主要作用路径为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非效率投资。补充检验发现,企业的儒商精神内核与外部信用环境建设相辅相成、互补互促,使信用治理对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表现更为显著。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信用治理探讨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初步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信用治理政策体系,这对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法律制度供给缺位、社会信用治理政策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不足等问题。必须坚持平时与战时、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信用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促进社会信用治理政策法律化,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高社会信用治理成效。

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信用治理的行政法研究

在社会迅速变化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集团的重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治理的混乱。面对日益复杂和困难的社会治理任务,传统治理方法的作用正在减弱,信用治理实践日益以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为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中,研究信用治理作为政府监管工具的行为,特别是运用行政法、制度风险和行政法管理的基本理论来讨论信用治理的法律属性。大数据是改变国家治理体系的工具,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专注于处理各级社会治理,改变各级社会治理的特征,在以创新为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在以创新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治理过程中,不同的群体满足不同的需求,社会建设水平的提高是现代管理的坚实基础。

信用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逻辑、挑战与实践路径

社会信用治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探寻信用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为信用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社会信用治理将突破传统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结构分散、长效治理机制缺失以及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等困境。面对社会信用制度保障不健全、权利保护不到位以及平台标准有待完善的挑战,提出加强信用治理联动机制建设、积极转换社会信用治理方式、打造市域社会信用治理平台等优化路径。

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逐渐走向平台化。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声誉为核心的信用治理在平台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商业平台而言,信用治理可以高效地管理平台上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减少国家权力的介入;对于政府平台而言,信用治理不仅可以减少执法成本,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权力的整合,并促使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社会领域延伸。但是,由于缺乏有效规制,信用治理在商业领域存在着评价黑箱化、商业化和垄断化的公平性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信用治理在信用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内部权力整合、数据收集和使用等方面都面临着挑战。对此,法律规制应该以整体制度设计、市场结构调整和优化规制手段为导向,并从限制信用评价的适用范围、引入多元治理模式和培育国家数据能力等方面实现对信用治理的具体规制。

“信用+”时代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以青年信用体系建设为例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青年信用体系建设为例,探讨和解析了"信用+"时代下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作用领域、运作机制及其治理效能,呈现了社会信用治理的"激励""修复""示范""教化"四个基本机制,揭示了"连接""增值""集约""活化"四个基本效应。其所蕴含的"制度-技术-文化"和"政府-市场-社会"的双三维复合结构,实质上形塑和彰显了"信用+"时代下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趋势、新境界。研究表明,青年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机制,能够创造较为显著的"信用红利",有效满足青年社会民生需求、降低青年社会交往成本、提升青年社会资本存量、激发青年社会参与活力,进而有利于青年成长成才。

辨识社会信用体系的性质及其现实意义

对不同性质的社会信用体系模式进行区分,分别定义了政府和市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信用体系,并给出了划分标准。无论是政府性质的社会信用体系,还是市场性质的社会信用体系,均有明显的利弊,都不适合于我国直接采用。在对治理型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简单探讨的基础上,提议在“十四五”规划期调整现行体系的设计和推进方向,包括将广义社会信用体系进行技术性拆分等若干条建议。

有关信用监管的期刊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当前期刊文献从发展过程、总结阐释、诚信分类、诚信与法治的关系等方面对习近平诚信思想进行了研究。在社会信用治理领域的众多文献中,以“信用监管”主题为观察样本,现有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学视角、管理学视角和法治视角三个方面。在海关“信用管理”制度建设的专门性研究领域方面,2000年前后,我国提出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海关的信用管理理念开始成型;2021年颁布实施的《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对海关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进入又一高潮。近二十年间,除了对新规出台的解读类文献外,国内公开发表的海关信用管理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理论或宏观政策、具体剖析海关信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建议、企业信用管理方面实现关检融合的建议、将海关企业信用管理与相关业务或行业相结合的研究、针对跨境电商信用治理的难点和特殊性的研究、从新技术新方法的角度讨论AEO制度的运用、比较研究和域外制度介绍、AEO互认研究八个方面。当前研究多较为宏观、较为宽泛,研究的量化程度与深度不足、精准性有所欠缺。一方面表现为现有文献对规则阐述总结较多,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诚信”“信用管理”的重要论述相结合的理论探索较少;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实务有借鉴意义的深度创新性研究和政策建议不足。鉴于海关“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AEO国际互认”等涉及信用管理的预期性指标,但与之相应的系统性顶层设计方面的研究很少。期待今后增加对于“十四五”期间海关信用管理体系构建、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

论失信联合惩戒的行政法控制

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各界联动之下,信用奖惩激励机制经由金融征信领域逐步推广到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在推进社会诚信危机的治理、强化法律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成效,同时也存在着缺失法律监控而引发的法律争议。其中,失信联合惩戒已经成为当前被各级行政、司法机关认可和接受的一套对失信行为人予以制裁,并敦促其履行法律义务的制度创新,由于尚无法律层次的统一依据,存在着理解和适用上泛滥化、缺乏监控的法律风险。对失信联合惩戒予以合法性控制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行政处罚法修订也与良法善治的法治追求相契合。作为制度创新,失信联合惩戒有必要接受既有的法治系统的监督和控制,在概念适用、程序衔接和规范系统化等方面实现优化,以助力诚信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