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信激励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取激励和惩戒的双向思路,对信用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诚实守信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褒奖,已成为信用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守信激励包括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和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前者主要由私法调整,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后者以公权力为基础,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社会信用法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这既是对信用建设实践经验的法治化提升,也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

社会信用立法定位的多维透视及其立法模式选择——以《社会信用法》的草拟问题为核心展开

社会信用法之法律定位,首先应区隔社会信用立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理解立法不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镜像式对应物的基础上,从法的作用维度审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立法需求,厘清立法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系;其次,从法的内在逻辑关系视角,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各个领域制度的法律性质,结合现有法制的基础上,合理选择调整范围;再次,基于法律体系逻辑,厘清并处理好《社会信用法》与现行法律及法律体系的关系,避免立法重复和紊乱;最后,从法的内容维度,分析法律定位的具体选择。《社会信用法》宜定位为以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为主要内容,适当补充规定信用权利,兼顾信用救济程序,少量补充平等主体之间民商事关系规则的“公”“私”融合但偏行政法性质的法律。在立法模式上,将其作为信用基本法规定组织机构权限、信用措施种类、设定与实施的基本程序,再由其他单行法或其他领域立法规定具体的实体性问题,形成“一般信用法+单行法”的社会信用法体系。

建议制定社会信用法

在十届一次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上,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提高诚实守信意识是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少人指出,诸如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虚假报表、黑幕交易等正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信用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造成信用危机的原因很复杂,但与我国信用征集和评估体系的欠缺不无关系。信用问题从本质上讲,来源于商业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类交易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展,交易性质也不再局限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交易的规模扩大了,交易的方式更加复杂了,效率提高了。

社会交互成本理论与社会信用法的法理重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实践面对法治拷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对社会信用法治之路将如何前行进行了回应。该理论通过揭示和描述社会信用机制的内在规律,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当前实践给出了学理解读。在社会交互成本理论看来,社会信用建设现有的法治探索经验显示,社会信用法在法律的调整对象等一系列方面已然显现新的特征,以“行为本位”为前提的法理思维已经无法涵括社会信用法领域出现的新的法律现象。在依据社会交互成本理论形成的法理观念看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对象已不只是信用行为,而是信用行为习惯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调整手段不只是国家的强制力,而是国家强力规制与社会自我管理有机融合;调整方式不再是单纯的负面惩戒,而是以正向调整鼓励守信为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规范体系构造探讨——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之分析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征求意见稿)》将一种社会机制直接转述为法律制度,将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塑造为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规范,必然导致以法律概念为基石的法律规范形式构造与以法律一致性价值判断为目标的法律规范内部构造之间出现融贯性、逻辑性、规范性问题。规范体系背后的经验冲突、价值冲突、逻辑冲突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庞大的社会信用建设体系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立法目标的多重性以及治理逻辑与信用逻辑、法律逻辑的混淆,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的规范体系自身逻辑难以自洽。立法者应以立法科学性为视角重新审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的规范本质,通过对规范概念、规范语境、规范意义和规范逻辑的审慎论证,实现规范体系严谨贯通,使其实然功效与立法目的之间达到和谐统一。

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

社会信用法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本法,制定这部法律的首要问题是立法模式如何选择,核心问题是信用主体、客体如何界定。以信用主体和客体界定为视角展开学理论证,是研究社会信用法立法模式选择问题的重要进路。关于信用客体,社会信用立法应当将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均纳入社会信用法的调整范围;关于信用主体,基于构建公私一体遵循的诚信价值观需要以及当前公私融合、"对事调整"综合立法的实用主义观念,公权力主体的信用问题应当纳入社会信用法进行调整。在立法体例上,采取以私权利主体的信用调整为主、适度衔接公权力主体信用问题的"折中"立法模式,是社会信用法较为理想的立法方案。

公共信用的正当性基础与合法性补强——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传统意义上的信用主要是指可以货币资金度量的经济债权债务为核心的经济信用。公共信用制度则是我国在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创新性制度,目前,对于这一创新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和分歧。公共信用制度具有正当性基础,包括目的正当性、理念正当性、法律正当性和工具正当性。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公共信用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存在明显的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亟需从实质正义、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等方面进行补强。围绕公共信用的立法体系以及公权力规制这两大重点问题,首先应在现行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共信用整体价值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立法表达,同时在未来的社会信用法中专章规定"公共信用制度",以公共信用机构职权法定、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责任法定、失信惩戒机制法定等为规制重点,确立公共信用的顶层立法体系。

社会信用法论纲——基于立法专家建议稿的观察与思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亟须制定一部社会信用法,作为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法和龙头法。社会信用法要应将履约信用和守法信用作为衡量信用的两个基本维度,统合经济信用和公共信用制度,并适当兼顾公权力主体的信用建设问题,在此基础上确立社会信用法律规则体系。本文以社会信用法专家建议稿为蓝本,对社会信用法的定位、目标、法治体系、规则创新等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

信用修复机制的实践误区及法治纠偏

在失信惩戒机制已成为重要信用监管手段的背景下,必须同时建立让失信主体依法退出惩戒措施的制度保障,否则会造成信用建设的体系失衡。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信用修复机制是平衡信用监管最佳效果和失信主体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为了实现“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的整体目标,在出台社会信用法尚需时日的背景下,应该率先在行政法规层面统一信用修复规则。在界定信用修复的范围时,应该主客观相结合,以失信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主,辅之以主观过错程度进行评判。在明确信用修复的具体标准时,首先应该统一信用修复时限标准,然后应当设置合理的信用修复行为标准,最后还应当区分纠错式修复和补偿式修复,科学设置信用修复的核心流程。

社会信用立法探析

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对企业、个人的失信行为的规制制度还不完备,接踵而至的失信行为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工作也没有建立完善体系,中央部门并未出台完整的社会信用法规,造成了法律监管的缺失。推进信用立法完善信用体系能够保障守信激励得到制度指引,失信惩戒于法有据,以信用为基石推动我国社会稳步发展。因此,制定《社会信用法》势在必行,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社会信用体系的完整构建,也迫切需要法律、行政、社会等各方面的协同联动。本文在归纳分析了众多学术观点后,就社会信用立法过程中需要加以充分考量的的三个核心内容[注释 1.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 2.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制度模式的完善 3. 信用信息的采集、归纳及使用]评析社会信用法立法的规制路径方法,并探析目前亟待解决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社会信用法立法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浅见。

《社会信用法》

《社会信用法》是国内首部社会信用法专著。本书共分五章展开论述,具体为:关于信用的中央重要论述、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社会信用的法律概念,公共信用信息法律制度,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社会信用环境建设。本书指出,立法应遵循合法原则和比例原则,对公共信用信息的主体、归集内容与程序做出合理限制,以给信息主体留下必要的容错空间。

浅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建设

信用是维系一切正常社会关系的纽带 ,社会信用体系一般包括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四个方面。目前我国社会各个层面都面临信用危机 ,解决信用危机问题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 ,必须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法律建设存在的问题 。

其他严重失信行为之设列

通过考察33号指导意见的“规范目的”和例示严重失信行为的属性与内容,可以发现其他严重失信行为应当具备目的标准、属性标准、形式标准.“社会信用法”出台前,各级别规范设列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不可与33号指导意见相抵触.“社会信用法”出台后,依照法律保留原则,其他严重失信行为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设列.相较于例示严重失信行为,其他严重失信行为不具有普遍性,必须强化设列前的调研机制和设列后的评估清理机制.

论守信激励生成理论观照及完善进路

守信激励规则滥觞于信用法治化进程与柔性行政理论。守信激励本质上是由立法赋予守信主体间博弈均衡以"显著性"特征,以引导守信主体主动选择特定均衡。从规范层面来看,守信激励因存在信息不对称、行政主体"轻激励而重惩戒"以及激励程序设计不合理等现象,导致立法目的模糊、激励对象覆盖面过窄及激励效果不佳的后果。立法应从法律规范层面进一步完善守信激励配套规则,提升守信激励制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细化守信激励规则实施内涵,引入第三方信用信息服务以完善信用评价体系;适度扩大守信激励主体范围,形成权利救济上的司法程序保障。

《民法典》背景下的失信被惩戒人人格权的保护

社会信用立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失信惩戒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基本实现了"政府—司法—行业—市场—社会"全覆盖。然而,当前失信惩戒机制仍然存在着失信界定标准缺失、失信惩戒扩大化、片面追求惩戒效果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失信被惩戒人的人格权造成了损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立法统一失信的标准,明确失信惩戒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原则,平衡好失信惩戒效果与人格权保护之间的关系,用完善的法律规定和正当的程序为惩戒正当性提供支撑,将失信惩戒框定在法律的架构之内,实现"罚责"适当,救济充分。

失信惩戒措施合法性研究

在社会信用法治建设背景下,失信惩戒规则体系构建始终应当强调依法依规运用类型化思维,进行类型化研究和法律规制,架构起从抽象用语到具体事实之间的桥梁,避免信用领域相关概念的空洞泛化。本文尝试通过对失信惩戒措施的类型化分析和聚焦性分析,逐一检视其合法性,进而明晰我国当下开展的失信联合惩戒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哪些方面以及如何非法或合法。

行政性失信惩戒的法律控制

行政性失信惩戒是治理失信行为的中国探索,但实践中呈现出泛化态势,其法治化迫在眉睫。概念之界定是其法治化之前提。行政性失信惩戒概念之界定应关注行政与失信两个维度,并抽象其外延。性质之辨识是其法治化之关键。概括而言,行政性失信惩戒是不利行政行为,实践中典型的八种惩戒措施的性质,可以分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和不利行政确认。权力之控制是其法治化之保障。惩戒设定应受法律位阶控制;惩戒范围应受法律原则控制;惩戒实施应受程序控制;惩戒结果应接受事后法律审查,并确保救济的可获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