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运用CSS2021相关数据,从社会公平感角度,通过基准回归分析、调节作用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及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规则公平感三个子维度均对理想子女数产生显著影响;对子女性别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总体社会公平感与规则公平感。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中,权利和规则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中,权利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和规则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

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府信任的中介效应

景区—社区冲突作为旅游地的负面事件,既制约景区高质量发展,又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实现,增强社会公平感是化解此类冲突的有效途径。为厘清其作用机制,以L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社区居民感知视角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以政府信任为中介变量,探究社会公平感对景区—社区冲突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能够有效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其中以互动公平感缓解冲突倾向的效果最佳;政府信任也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社区冲突倾向,且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公平感;政府信任在社会公平感和冲突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此,景区管理方需通过明确旅游吸引物权、设计合规的旅游参与程序、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人文沟通与情感关怀、改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等措施提升社区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互动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以有效化解景区—社区冲突。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

城市公共医疗设施分布的社会公平绩效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以合肥市主城区为例

公共医疗服务设施作为城市医疗卫生用地的空间实体,其位置分布与规模分配的合理性直接反映了居民获得医疗资源的公平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为切入点,对合肥市主城区公共医疗服务设施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其空间分布总体呈现“核心集聚,周边分散”的多中心格局;在主城区公共医疗资源社会绩效总体评价层面,采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进行分析,发现主城区公立医院资源在常住人口间的分配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处于较为平均的状态;使用网格化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一步对其进行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测度,归纳出公平性极高和公平性极低两类异常空间单元。在此基础上,基于生活圈理念,以城市拓展区、开发区及城市新区为例提出基层医疗设施布局的优化策略。

社会公平视角下超大城市公共绿地可达性综合测度研究——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城镇化所导致的公共绿地游憩服务供需不匹配、不均衡等现实后果,引发学界深入探讨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性问题。以超大城市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立足社会公平的价值立场,融入生活圈建设的关键性思考,从“供给-出行-需求”三方面测度公共绿地可达性,并综合分析其对应社区生活圈的层级分配关系,以及与不同社会群体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研究显示,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配置的社会公平状况总体良好;中心城区各社区生活圈的公共绿地可达性水平相当;从中心城区全域尺度看,社会公平视角下公共绿地可达性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研究揭示了公共绿地游憩供给空间不均衡与需求空间分异的关系特征,进而更精细地评价公共绿地可达性所体现的社会公平性。基于此,提出应将社会公平研究建立在“有限公平”的认知基础之上,未来应更关注公共绿地游憩服务的全域协调发展。

社会资本、社会公平感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研究

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构建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社会资本、社会公平感与农民政治参与之间的作用逻辑和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公平感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社会公平感在社会信任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社会网络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提出了利用乡村特有的地缘化社会关系结构和现代化通信渠道加强社会资本的培养和积累;从规范政治参与制度出发,保障参与者的合法权利,厘清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以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度等策略。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的数据,选取了18个题项作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以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构建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关系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一是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社会阶层在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三是社会阶层在社会信任与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社会阶层负向调节了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通过社会信任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间接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互联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与社会功能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公共政策价值,即政府关于互联网政策的制定可在提升社会信任和社会阶层的方向拓展,回应居民对社会公平的关切,进而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能否提升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基于劳动力公平偏好的微观视角

基于劳动力个体的公平偏好构建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数据与地区数据结合,考察了社会公平感与劳动力配置效率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个体的社会公平感显著影响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社会公平感越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越高。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流动是社会公平感影响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有效中介渠道,即社会公平感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劳动力流入,进而提升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地区教育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能显著调节社会公平感对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即社会公平感对劳动力错配的负效应在教育水平或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越明显。以上结论为劳动力配置效率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也可为提升社会公平感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与社会公平性研究

【目的】研究城市公园绿地的可达性与社会公平性,为提升公园绿地质量、保障弱势群体环境正义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杭州市上城区公园绿地为研究对象,通过获取手机信令、大众点评、兴趣点(POI)等多源大数据,组建数据库,引入公园质量评价结果、吸引力算法和高斯衰减函数,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计算步行和公共交通模式下居住小区老龄人口获取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值,并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公园绿地的社会公平性差异及其成因。【结果】(1)上城区各类公园质量存在较大差异,综合得分高于平均值的公园绿地占21.37%。(2)不同交通模式下的可达性程度差异较大,步行模式下65.98%的居住小区可达性值极低,而公共交通模式下可达性值极低的小区占33.81%;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大,可达性均出现高值扩散、低值消退的趋势;2种交通模式可达性均呈现集聚分布,公共交通模式下集聚程度更高。(3)上城区公园绿地存在社会不公平现象,步行模式下不公平程度最高,公平性低值达74.8%;叠加分析显示:不公平区域集中在上城区中部,呈片状分布。【结论】公园绿地供给与老龄人口需求之间存在不公平现象。将来,在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时应提升现有公园绿地服务质量,完善交通网络,适度增加绿地数量和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研究

研究通过三项实验考察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实验1通过与人际公平感相比较,探讨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实验2采用2(公平感类型:人际公平感、社会公平感)×2(比例顺序:先低后高、先高后低)被试间设计探究社会公平感的接受意愿;实验3考察社会公平感的公平标准及接受意愿的稳定性、普遍性。结果发现:社会公平感有着自身独有的、不同于人际公平感的特征,且表现稳定。与人际公平感相比:(1)社会公平感中公平的标准更高;(2)不论分配比例满意与否,社会公平感的接受意愿更大;(3)比例顺序效应对社会公平感有重要影响,先呈现高比例后呈现低比例分配会令公平评级与接受率大幅下降。

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老年人社会融入——基于中介效应与遮掩效应的考察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使得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的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价值。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强度和信息获取能力对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识别了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与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相比,互联网使用对促进老年人社会关系融入具有更显著的积极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对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来说,互联网使用强度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部分抵消其对老年人心理融入和行为融入的促进作用,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遮掩效应;信息获取能力也会降低其社会公平感进而削弱其行为融入和社会关系融入,社会公平感在其中发挥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着力发挥在促进社会公平感以及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上的关键作用,加快推动数字适老化建设的步伐,以减少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中的不公平感。同时,亦应激发老年人自身的主体作用,倡导家庭内部数字反哺,助力老年人个体克服对新技术的畏惧,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公平感,积极融入数字社会。

数据驱动的公众科学实践:基于社会公平视角的考察

公众科学作为一种数据驱动的开放科学实践正在蓬勃发展,但现有文献对公众科学所折射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关注较少,这不利于包容性开放科学运动的推进。为了弥合这一差距,文章基于社会公平和数据价值链构建分析框架,对涉及医疗健康、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等议题的公众科学项目进行案例研究。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公众科学在分配、程序、过程和结果公平方面存在诸多挑战,这需要系统弥合数据从收集、存储、分析到使用全链条上的公平缺口,以确保形成更加公平的数据驱动的公众科学,促使科学更好地服务社会大众。

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感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

本文利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数据探讨了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揭示了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但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作用大小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消费的类型上看,基本公共服务对发展型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高于生存性消费水平;从基本公共服务的具体维度来看,环境服务、教育文化服务、社会保障和科学技术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其他服务的作用并不显著。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来刺激消费。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因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提升社会公平感,对于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作用。

女性的社会公平感影响她们的公共参与吗——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的实证研究

从社会公平的视角研究女性的公共参与。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的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女性的公共参与程度较低,社会公平感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公平感对女性公共参与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控制人口特征变量的影响和作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即女性的社会公平感越高,其公共参与度越高。另外,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因素对女性公共参与也有显著影响,中共党员相较于非党员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教育程度高则公共参与度也高。社会工作力量在营造社会公平的氛围上有独特优势,将助力于女性的公共参与。

基于时空演化的公共服务设施社会公平绩效评价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布局对于保障人民生活权利及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探究人口密度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匹配程度是评价社会公平的关键。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基于多期POI数据,首先采用核密度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四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演化规律和设施聚集特征,以此作为社会公平评价的基础,其次运用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方法,选取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教育和医疗两类设施进行社会公平绩效评价。研究发现:1.八年间设施总体格局呈现“核心—分散”圈层扩散的结构,不同类型设施在空间演化、聚集程度和分布方向上都有所差异。2.从空间布局的演化规律来看,各类设施以核心区为中心向北部和东北部圈层扩散,东部地区设施仍然分布较少。3.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相对公平,但仍然存在极值情况,设施空间配置不均衡以及人口密度与设施不匹配是造成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本文能有效的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方向提供动态监测依据,以期为深圳市公共服务设施公平布局提供科学参考。

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基于CGSS 2018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对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均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发展水平的调节,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因此,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和地区,未来面临着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双重压力,要避免发展不足与不公平对居民幸福感造成的负面效应叠加;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地区,要注重发展总量向更高发展质量转型,提升发展的公平性,为提高居民幸福感“锦上添花”。

中国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以社会公平感为例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重在真实可感。深入了解民众对共同富裕的感知,意义重大。本文以社会公平感为例,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使用阶级分类法,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探讨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现状、结构与变迁。研究发现:(1)进入新时代,民众的公平感在渐趋增强的同时,他们的社会正义原则偏好逐渐从结果公平向机会公平转变,但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并非“此消彼长”,二者可达成动态平衡。(2)传统社会分层的界限发生变化,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反而公平感低。不同群体间,雇主的公平感最低,农民的公平感最高;同一雇员群体内,管理层雇员和高技术雇员群体的公平感相对较低。(3)民众的社会公平感是动态变化的,呈现世代更替的“U”型曲线特征。教育、医疗和就业公平感提升较快,但“城-乡”和“生存-发展”公平感矛盾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差异矛盾始终是未能逾越的鸿沟,民众需求从生存向高质量发展转变。(4)民众社会公平期望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客观社会状况的改善幅度,应推进制度政策建设,优化分配结构,全方位提升民众公平感,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社会公平观的特质

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社会公平观,认为社会公平的实现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着社会公平观,社会公平观也反作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社会公平的维度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人们对自然界的改造关系,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在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关系。社会公平的实质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改变外界环境的同时实现着自身的发展,即人们在历史实践过程中自身的发展程度。

社会公平视域下志愿服务组织强化政策倡导职能的路径研究

作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重要渠道之一的志愿服务组织,应立足于弱势群体的实际立场,发挥政策倡导职能,帮助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当前志愿服务组织在政策倡导中存在着自身参与意识较弱、诉求结构分化难以整合、资金与人才支持困难等问题,因此建议引导志愿服务组织合法参与政策倡导、集约化表达各方利益诉求、拓宽资金与人才吸纳渠道以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策倡导职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