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比较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历史时期,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本文将"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进行对比分析,将二者的合理因素融入公共财政体系之中,在公共财政的"一般"中,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适用性的再讨论——兼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回归

既往学界对公共产品理论的理解及实际应用存在极大偏差,导致我们在制定实际财政政策、规范政府行为时理论依据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基于对公共产品理论内容产生发展过程的掌握,就公共产品理论本身至少有三方面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解读。第一,(非)竞争性是产品客观属性,而是否具有排他性则取决于外部条件;第二,产品的消费竞争程度决定了产品"公共性"的大小;第三,产品的"公共性"不等于社会共同需要。公共产品理论在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中的缺陷在于:公共产品的"公共性"无法成为政府支出范畴界定的理论依据;政府支出范畴应着眼于市场供给有效却忽略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据此,重新构建政府支出的理论框架至少应包括以下三层次逻辑的内容:首先,政府支出范畴应根据社会的共同需要来界定,确保经济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次,社会共同需要的确定应是全体公民公共选择的结果,保证政府支出的社会合意性;最后,政府支出模式应结合市场手段进行创新,提高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资源利用效率。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理论新体系--“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1年11月26日，由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主办、《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的“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老一代著名财政学家在内的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

“社会共同需要论”及其对当今财政实践的重要意义

"社会公共需要论"是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之树上争奇斗艳的奇葩之一,这一理论至今仍对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首先回顾了"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主要观点,然后选取"社会共同需要论"关于财政本质的认识,并阐述其对当今财政实践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当今"政府活动范围"应更集中于"社会共同需要"上,这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乃至经济长远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学如何可能?——中国的逻辑

本文通过阐述中国逻辑和思维方式,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共同需要在历史变迁中的缘起和社会共同需要的现代诠释,通过古代和当代两个层面的说明,试图回答为什么基于社会共同需要的财政学是可能的。本文认为,中国的"团结主义""家长制"观念和"士大夫"精神是理解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基本逻辑,同时是构建中国社会共同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财政的"国家治理论"则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现代诠释。

从社会共同需要中探寻财政的起源与目标——何振一教授财政学术贡献追思

本文结合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经济发展历史和我本人作为何先生学生的学习经历与体会,通过回顾和梳理何振一教授创建“社会共同需要论”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涵盖“财政一般”与“财政特殊”范畴的一整套包容性财政科学理论框架体系的过程,分析“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学术意义,展望“社会共同需要论”对财政科学发展的长期影响,追思何振一教授的学术贡献。本文实际上也是作者学习和研究“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初步体会和成果。

以“社会共同需要”为核心概念构建财政学理论框架体系——关于社会共同需要财政理论的文献研究

何振一教授创立的"社会共同需要"财政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把"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的本源。本文提出,应当把"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且认为"社会共同需要"是贯穿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中枢。本文认为,只有把"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且从"社会共同需要"出发,才能解决目前正在困扰我国财政理论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代财政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把现代西方财政理论与中国的财政实践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财政理论;如何理解和解释全球化条件下财政学的研究领域由传统的主权国家政府及其公共部门的财政活动拓展为跨越主权国家的、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全球性财政活动现象等。本文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关解释。

从“社会共同需要”思想到“共需品”理论——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批判性超越

基于马克思"社会共同需要"思想,同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结合对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批判,本文尝试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共需品"的基本内涵、特性及供给的理论框架,以指导我国民生建设,破除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误导,实现人民的共建共享发展。社会主义"共需品"理论指明,"共需品"具有社会性、整体性、共享性和发展性四大特性,要遵循效率的整体性、公平的普及性、发展的前瞻性原则实现供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需品"供给本身就是节制和驾驭资本的一种有效手段,要从建设以民生为导向的公共财政制度、建立国企利润全民共享制度、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财政减负三个方面着手解决我国事关民生的"共需品"供给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马克思社会共同需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构建社会主义“共需品”理论及实证研究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当前,在民生建设最重要的经济领域,学术界存在着以西方公共产品理论为指导的倾向,要充分认识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存在的理论误区和实践局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民生问题究其实质是社会共同利益需要的反映.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共同需要思想,进一步从唯物史观出发,尝试构建社会主义“共需品”理论,并与我国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实践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从民生型政府建设的角度提出解决我国民生问题的路径,不断推动我国民生建设向人人受益、人人共享的目标迈进,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民生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社会共同需要论”财政学流派初探

一、“社会共同需要论”学派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1987年,何振一同志推出了《理论财政学》一书,该书不仅详尽地论述了财政起源问题,而且开了以社会共同需要为出发点,对众多财政理论和实践问题(包括数量关系)的研究以及提出相关的一些政策主张的先河,

对“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重新认识与思考

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问题是我国学者和实际部门工作者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财政的内涵是什么,它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能,国家应该建立怎样的财政体制?这一系列问题曾在国内财政学界掀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其中很多宝贵的观点共同奠定了当前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共性特征和差异,并通过对二理论的借鉴和发展来解决我国公共财政领域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社会共同需要——财政活动的起点与归宿——“何振一荣誉学部委员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26日，“何振一荣誉学部委员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主办，《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

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刍论

一、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形式。因此要实行市场经济，市场就必须起基础性作用，否则，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与整体效益就会受到伤害。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市场配置（它的作用特征是自发的）和政府配置。...

财政是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而存在的——与申长平同志商榷

《财政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申长平同志撰写的论文《试论财政分配形式的社会性》,拜读之余,对论文的一些论点拟提出自己的肤浅认识,抛砖引玉,与作者共勉。 论文是围绕着“财政客观上具有社会性”这样一个中心议题展开的。作者提出“所谓财政的社会性,是指财政总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集中性分配。”我把作者的观点冒昧归纳为“共同需要论”。而我的观点,则认为财政始终是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而存在的,我把它归纳为“国家需要论”。

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和财政分配的必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学界忽视研究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状况有所扭转。但是,财政学界避谈财政与剩余产品关系的情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变。有些同志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剩余产品与剥削划等号,似乎一强调重视剩余产品的生产,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一提到加强计划经济,就必须避讳m及其表现形态;说财政是分配剩余产品的,好象就会模糊社会主义财政的性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偏见,不仅曲解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理论,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剩余产品呢?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培养合格公民

问题的提出国家近年来正在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但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目的和意义,相关文件和学者著述、论文大多没有特别具体、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和实践中一个薄弱环节。目前看到的相关表述一般都是停留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笼统层次。

发达国家公共产品供给发展的差异及启示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经由一定主体组织,形成公共产品,并通过一定机制体制将公共产品配置给受益群体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一个动态过程。当前,发达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已经发育比较成熟,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很多。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的差异性,

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

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产品及服务。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全面加大“三农”支持力度，为适应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的战略性转变，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走向，当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应该向社会化层面上的多元化、市场化、民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