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政府责任问题——基于政府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性

最低生活保障因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特性,使其具有社会再分配的功能,也决定了政府承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责任的应然性。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的进程中,政府应承担农村低保标准制定、低保对象甄选、低保资金供给、监督机制完善等职责,确保每一个农村居民均能免除生存危机和贫穷的困扰,并从总体上缩小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实现政府社会再分配的公平性。

气象产品分配与社会再分配问题

分配是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气象产品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分配，有别于其它物质产品的分配而具有特殊性；社会再分配是气象产品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是分配的前提，是气象现代化的物质保证，是气象服务产业化、商业化的经济条件，是制约气象效益的重要经济变量。

教育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调节手段

继《人民教育》今年第3期刊发了长篇通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教育部副部长王湛就此文作了重要批示之后,《人民教育》编辑部和山东省教育厅又于3月10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座谈会。李连宁、顾明远、张力、谈松华、韩清林、文、杨东平等领导和专家应邀与会,就《人民教育》所刊发的长篇通讯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现将领导和专家的发言发表于此,以飨读者。座谈会由《人民教育》总编辑傅国亮和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光华共同主持。徐家智、李希贵、张焕然、张文南等参加了座谈会。

政府采购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地位与分析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或所属的公共部门，为了履行职能或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依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在财政的监督下，从市场上购买所需商品或服务的一种经常性活动，政府采购制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政府采购制度在国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日益成为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强化财政约束，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

红包已成平衡社会再分配工具

2月6日，《证券时报》发表题为《红包已成平衡社会再分配工具》一文。文章称。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今提到“红包”二字，估计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都是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但早些年的红包，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包”——红色的纸做的“包”。当然，让人兴奋的不是那个“包”，而是包里面的内容——钱。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研究

我国已进入共同富裕建设时期,完善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文章以习近平共同富裕思想、公平与效率理论为理论基础,尝试构建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的研究,分析其功能、问题及提出改革路径,以期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为应对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需要提供无差别供给的社会保障,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包容。

教育,实际上也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调节手段

【编者按】本刊今年第3期刊发了长篇通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山东省寿光市教育均衡发展透视》之后,引起广泛关注。教育部副部长王湛作了重要批示:“《人民教育》2002年第3期刊登《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山东省寿光市教育均衡发展透视》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寿光的发展观》,读后颇受鼓舞。均衡发展是基础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本质要求。希望有更多的地区能像寿光市这样坚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希望《人民教育》和其他教育报刊能报道更多的促进和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典型。”对寿光的经验给予肯定。为了深入研究寿光市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深化对基础教育新的发展观———教育均衡发展的认识,进一步探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根据王湛副部长重要批示精神,《人民教育》编辑部和山东省教育厅3月10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座谈会。李连宁、顾明远、张力、谈松华、韩清林、文、杨东平等应邀与会,就本刊第3期发表的长篇通讯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纵论基础教育新的发展观。现将领导和专家的发言发表,以飨读者。座谈会由本刊总编辑傅国亮和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光华共同主持。徐家智、李希贵、张焕然、张文南和李振村等参加了座谈会。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为此,必须搞好社会再分配,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在完善社会再分配的过程中,要着力推进改革,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基本原则,重点关注困难群体,为困难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高困难群体的致富能力和机会。

社会再分配:强制与自愿的边界界定

社会再分配是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从实施主体、运行机理角度看,现实中的社会再分配存在强制和自愿两种运行机制,两种机制在组织特征上具有互补性,成本不同,收益有别,科学界定二者的边界,实现两种机制的均衡,社会再分配才能获得最佳的社会效应。厘清两种机制的作用边界,有助于缓和中国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原子化倾向等社会问题,从而有效促进社会整合。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真的“失灵”了吗?——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中国社会保障分配再调节功能真的"失灵"了吗?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初次分配状况,发现:(1)初次分配环节在根源上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导致社会保障分配再调节出现"失灵";(2)随着初次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保障"逆向"分配的现象逐渐改善最终消失。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中需要初次分配和社会保障分配两个环节双管齐下,而且只有从根源上改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初次分配状况,社会保障的"逆向分配"作用才能有所缓解甚至消除。

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十一五”期间要着力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2005年12月10至11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挪威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瑞典斯德哥尔摩转轨经济研究所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共同举办的“政府转型与社会再分配国际论坛”在海口举行,300余位中外官员和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政府转型来完善社会再分配,协调重大利益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院长高尚全在会上致辞并发言。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当前也正面临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期并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有效的体制和机制,满足多数人利益,让多数人能够不断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此,他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本刊特将其发言摘要发表(标题为编者所拟),以飨读者。

社会再分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

考虑再分配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公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于再分配改革与政府转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思考

城乡社会再分配制度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由于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因此它在职能界定、行为规范、约束机制等方面的全面转型是保障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变迁要素。在所有涉及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中,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最大。无论是处在制度僵滞状态还是开始制度创新直至最终走向制度均衡,背后始终隐含着政府职能如何转型的问题,而将它视作同一性质的问题抑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深入研究统筹战略的重要方法,也是统筹战略付诸实施的路径依赖。

企业捐赠是社会资源再分配

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项包括15家跨国公司和15家国内企业的“捐赠研究资料”初步统计，30家企业共捐赠15.34亿元人民币，其中15家跨国公司捐赠13.46亿元人民币，国内企业捐赠1.88亿元人民币，跨国公司的捐赠占87.74%，国内企业占12.25%。企业不能只是一个追求利润的机器，还要承担对环境、对社会的责任；企业在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如宣传形象、提升美誉度等。

理论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葩——评《国民财富与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

一个偶然的机会,编辑室的同志拿来一部画有许多问号、标出许多质疑的书稿,让我来评判可否出版。我以职业的习惯,日以继夜,披阅全文。掩卷沉思,不禁为作者的理论探索精神所感动。虽然书稿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图的标示多有遗漏,公式的符号有的不规范甚至错乱,有些段落的论述明显还有缺陷,有些数据显然还欠准确,由于录入校对不到位而留下的文字差错的确还不少,如同意出版,责编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瑕不掩瑜的是书稿的理论价值。

社会发展:社会资源分配的新思路

文章在阐明社会福利的内容及其社会资源再分配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补缺、制度和绩效等三种社会政策模式面临的挑战。作者援引有关研究指出,尽管经济增长通常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同步发展。作者介绍了西方社会发展或发展性福利思想的内容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罗尔斯“差别原则”对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启示

分配正义是当代正义问题讨论的中心议题,它关注的是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进行权利、义务以及经济财富等的配置问题。长久以来,"不均"依然是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现实。罗尔斯"差别原则"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是调节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再分配原则。这为我国构建更加公平正义合理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社会福利与分配正义——评《愤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为什么美国的低收入群体会强烈反对社会再分配？本应收益于福利政策的边缘群体为什么会抵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向社会福利领域的财政倾斜，进而在选举中倒向共和党？美国的福利制度和选举政治是否陷人了政治不信任的泥淖，从而丧失了自我革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