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双向功能及其发展路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发起密切相关,它既能充当社会冲突的直接发起者和参与者,又能成为社会冲突推波助澜的外部性力量,还能成为控制和消解社会冲突的重要中介。所以,合理地控制、利用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是治理社会冲突不可或缺的手段和途径。从积极功能看,主要是服务和替代、信息收集和监督、对话和沟通、教育和引导;消极功能方面,主要是模糊社会冲突的符号、提供幕后支持、直接参与社会冲突、舆论和精神误导。从培养和发展路径方面,主要是克服结构性、功能性和制度性三大障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社会冲突治理研究——以人民内部矛盾调处的制度逻辑为视角

任何场域中的秩序都受多种制度影响,应从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中解读制度变迁。疫情防控背景下调处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冲突治理的一个缩影,党和国家的调处制度和实践行为深受三种制度逻辑的影响,即国家制度逻辑、地方制度逻辑与社会基层逻辑。三种制度逻辑在疫情防控的四个阶段呈现出渐进式融合态势,在动态互动中重构了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会冲突治理制度。社会冲突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冲突治理的制度化,而疫情防控期间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制度化、法制化调处方式的自觉运用,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

模糊性治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运作逻辑

本文以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行为为分析对象,通过个案观察分析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的运作逻辑,进而从中观的视角认识中国地方社会秩序的性质。本研究提出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模糊性治理的行动框架,具体表现为弹性应对、社会冲突治理交易化以及治理责任泛化等层面,具有行动规则的模糊化、是非与权利边界模糊化、层级权责和角色模糊化的特征,导致社会冲突治理行动后果模糊化。模糊性治理建立了制度化的行动框架,具有正式化、理性化、制度化的特征,但其内在具体的运作又具有模糊性、弹性化、差别化的实质合理性特征。这一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弹性,实现了地方总体社会稳定,但也产生了地方权威弱化、边际效益递减、权利与秩序不平衡等消极效应。为此,要着力提升县域政府制度革新能力,推进社会冲突治理规范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建立融合型动态稳定机制。

网络舆情与社会冲突治理

社会冲突治理不仅仅是单纯的纠纷解决和矛盾处理活动,更是一个追求"善治"的过程。网络舆情是当前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双重面相既有利于社会整合,也可能引发或放大现实的社会冲突。但网络舆情并非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在当前法制资源相对匮乏和不完善时期,网络舆情倒是社会冲突治理可加利用的一种较好资源。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冲突治理对网络舆情的宽容,恰正反映了公权机构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对网络舆情适当且适度的引导是其走向法治化不可或缺的要求。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转型:价值、形态、机制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特征,加剧了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应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结构。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应以系统消减冲突价值目标取代快速平息冲突的短期治理取向,为此应构建基于数据中心的平台化开放治理网络以取代政府中心单一治理形态,并且通过建立政府间数据共享职能联动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整体治理,政府与企业间技术合作机制实现社会冲突智慧治理,政府与公众互动机制形成社会冲突无缝隙治理。

社会冲突治理的网络渠道:比较优势及其发挥

社会冲突治理的渠道既包括传统的现场渠道,也包括依托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网络渠道。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网络渠道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相对于现场渠道,网络渠道具有节约成本、防止信息失真、减少人身伤害风险、促进公开透明、便于“微冲突”表达、更加智能化等比较优势,能够去除或弱化传统现场模式的成本高昂、可控性差、容易升级等诸多弊端,日趋成为社会冲突管理方和诉求表达方共同选择的较为理想的途径。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促进社会冲突治理优化,需要精准定位比较优势,强化智能技术对化解能力的提升作用,鼓励各地各系统进行创新改革,加强对典型做法的提炼和宣传,将“制度、技术、文化”进行系统化的磨合和协调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