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期抑郁症患者最后通牒博弈中的社会决策行为

目的:比较缓解或部分缓解期抑郁症患者在社会决策行为上和正常对照的差异。方法:纳入缓解或部分缓解期抑郁症患者26例,正常对照28例,采用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范式,考察患者和正常对照作为回应者对方案的接受率以及作为提议者提出给对手的分配比例。结果:作为回应者,正常对照对来自计算机的极不公平方案的接受率[38.0 (0.0,100.0)%vs.6.5 (0.0,100.0)%]高于来自人类对手的(P <0.05),但患者面对计算机和人类对手时接受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作为提议者,患者提议给对手的比例[(41.5±12.5)%vs.(31.2±8.8)%]高于正常对照(P <0.001)。正常对照提议给人类对手的比例[(33.1±9.8)%vs.(29.3±9.8)%]要高于计算机(P <0.05),但患者面对计算机和人类对手时提议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缓解或部分缓解期抑郁症患者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提议给对手的比例高于正常对照且不能区分计算机和人类对手。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社会决策行为的异常,比较其社会功能情况。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在北京安定医院门诊就诊或住院的49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以及在附近社区招募的25名健康对照者为研究对象。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比较两组受试者的抑郁、焦虑情况。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受试者对于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方案的接受率和反应时的差异,并于任务结束后采用任务后问卷评估两组受试者对方案公平性的认知差异。结果抑郁症组患者的HAMD-17、PHQ-9和GAD-7评分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受试者的接受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接受率方面,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201.760,P<0.01,partial η^(2)=0.737),公平性与提议者类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8.791,P<0.01,partial η^(2)=0.109)。两组受试者的反应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反应时方面,方案公平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42.755,P<0.01,partial η^(2)=0.373),方案提议者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5.333,P<0.05,partial η^(2)=0.069),公平性与提议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8.946,P<0.01,partial η^(2)=0.111)。两组受试者的任务后问卷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抑郁症组任务后问卷中问题1的评分为6.4(1.0,10.0)分,低于健康对照组的8.0(2.0,1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235,P<0.01)。结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决策行为未见明显异常,这与其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性认知相关。

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决策中自尊与情绪信息的交互作用

采用自编亲社会行为决策材料,以行为决策对象的被选频次为指标,通过对65名男女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发现:1)在阈上和阈下的"图-词"启动范式下,均存在显著的情绪启动效应,且实验性情绪变化明显。2)在正性图片启动下,自尊水平和情绪效价对亲社会行为决策均无显著影响,但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低自尊个体在负性情绪下的亲社会行为决策存在显著性差异;行为决策对象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决策有显著影响,与自尊水平、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在负性图片启动下,自尊水平、情绪效价、行为决策对象以及三者的交互作用对亲社会行为决策均无显著影响。3)总体上,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决策受自尊水平与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影响,也受行为决策对象及其与自尊水平、情绪效价的三次交互作用的影响。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PPP项目社会资本社会风险决策行为研究

本文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构建了社会资本在面临PPP项目社会风险决策时的数学模型.文章将其决策行为分为正向行为和负向行为.通过计算分析得出社会资本的社会风险决策共存在四种情形,并且归纳出在完全由社会资本承担社会风险损失的情况下其必然会选择负向行为.对此,文章提出了四种情形下相应的补偿机制,通过该机制可确保社会资本采取正向行为,提升PPP项目社会效益.并进一步分析了折现率与PPP合同期长短分别对社会风险决策行为的不同影响.研究最终表明社会资本对长短期利益的重视程度是正负向决策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伙伴关系"与"风险合理分担"是促进正向行为选择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