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政党政治之独特性——以“解严”后台湾的社会分歧为分析基础

台湾政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有很大差异,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台湾社会关于族群和国家的认同分歧。"解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族群与国家议题的操弄一直是台湾政党为实现自身政党利益最大化而扩大台湾社会分歧的思想工具。但近几年来,基于"台湾意识"民意基础的现实以及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台湾政党竞争开始向"去族群化"和"维持现状"的共识趋势发展。政党竞争基于社会分歧,现今台湾社会的族群和国家认同意识还是主导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处于次要位置的经济因素对其政党认同的影响比重有所增加,所以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台湾政党竞争中的重要性会逐渐提升。

社会分歧建构、极化与台湾政党体制发展走向

社会分歧建构是政党等政治组织以特定的社会认知性差异建构起来的区隔性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在政治动员推动下不断强化进而成为政党动员基线的过程,就是社会分歧的极化过程。社会分歧及其极化过程分析从社会意识维度解释了台湾政党体制的演变路径。民进党等政治势力推动的以统“独”分歧为核心的认知重构已经成为台湾社会分歧建构与极化的主线,依附于这条主线的台湾政党体制逐步向“不稳定极化两党制”嬗变,未来有可能演变成民进党占主导地位的“极化一党制”。

韩国的统一问题与政党竞争:以社会分歧结构为中心(1987～2012年)

作为分裂的国家，统一问题始终是韩国政党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冷战体系下，反共与南北敌对关系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关于统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也受到限制。而随着冷战体系的解构与韩国民主化的转型，韩国政治精英以及一般民众在对待朝鲜、南北统一问题上立场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民主化以后韩国主要在地域、意识形态以及世代方面出现了社会分歧并影响国内的政党与选举生态。统一问题通过与这些主要政治分歧之间的互动对国内政治，特别是政党竞争产生影响，并随着主要政治分歧之间的力量消长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试论台湾社会分歧嬗变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社会分歧是政党政治分析的重要概念,对台湾政党政治生态及其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台湾社会分歧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主要政党的基本行为取向,同时台湾的社会分歧正在经历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整体上看社会分歧呈现出碎片化倾向,这种趋势对台湾的政党政治基本走向会产生重要影响。

台湾地区社会分歧变动与政治竞争主轴转移

由于朝向"本土化"的民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台湾经济性社会分歧议题长期受到认同性社会分歧压制。自19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出现成长率下降、失业率增加与所得分配恶化三重现象,过去均富成长的基础遭受侵蚀,经济低迷与贫富差距拉大相对增强了"左-分配"轴线的份量。由于朝向大陆的产业外移与岛内后工业社会转型,认同与左右分歧相互叠加,年轻世代的相关立场最为明显。社会分歧的变动带动政治竞争主轴转移,经济复苏与公平分配的政见成为蓝绿阵营进行社会动员的基调,国民党偏向被动追随民进党的选战与"社运"议题。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台湾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经济状况的起伏形塑台湾朝野政党在"拼经济"与"重分配"两端政策偏好上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分歧视野下的泰国民主巩固研究(1991~2018)——兼论民主巩固中的政党与国王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方法,对近30年来泰国政局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泰国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巩固的原因。研究发现,城市中上层既得利益集团与下层农民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社会分歧,这是影响泰国民主巩固的结构性基础。泰国曾经试图通过发展全国性政党弥合这一分歧,但是泰爱泰党的尝试并不成功,反而由于自身的一系列政策对"黄衫军"和"红衫军"卷入体制外社会运动形成了组织动员,成为威胁泰国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二元君主制下的泰王便会一方面利用手中权力授意或默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消除冲突的"导火线";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权威促使冲突双方握手言和,军队再负责恢复社会秩序。需要指出的是,泰王的干预只是暂时掩盖了冲突,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因此,泰国政治便会陷入周期性的混乱之中。泰国要实现民主巩固,必须要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消除社会分歧得以存在的结构性基础,并发挥政党在弥合社会分歧中的作用。

社会分歧议题立法中的司法政治与“公投”政治博弈——对台湾地区同婚立法过程的一项分析

社会分歧议题的立法往往会受到社会民意结构、选举代议机制及司法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台湾地区同婚立法是典型的社会分歧议题立法,其立法过程充分展现出持有不同立场的社会团体与政党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机构中的博弈折冲。由于台湾司法系统的“大法官”释法位阶高于全民“公投”,故反同婚“公投”的多数民意受到司法限制,倾向支持同婚的民进党在行政与立法两端组成一致政府形态,这些都是同婚立法加速的关键节点与政治机会结构,此立法进程显现出与主流民意有冲突而立法的特征。

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美国在环境议题上的分歧及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曾经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上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如今环境议题成为撕裂美国的重要议题。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环境议题上互相牵制,难以达成共识。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就是这种分歧的表现。但当美国1970年代开始环境立法治理污染的时候,美国社会上下和两大党之间高度一致。在此后,因为环境思想上的差异和代际转变,政党斗争、选举体制、利益集团等多方面原因,美国不同政治势力在环境议题上越发分裂。美国在环境议题上的分歧对中国如今解决环境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现在我国社会上下一致应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共识很宝贵,应该抓住难得的机遇期,为未来环境治理积极立法,留下宝贵法治遗产。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在环境议题上的利益变得多元,中国应该在环境治理上整合各方面利益,防止中国未来的环保事业被利益集团绑架。最后,中国应该明确环境议题的概念远远大于治理污染,为未来环境事业扩展空间。

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歧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

本文基于2010—2018年润灵环球与和讯网对上市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打分,构造社会责任评级分歧度指标,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歧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歧度的提升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与分歧度,不利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歧产生的影响在企业信息透明度更高、分析师能力更强时有所缓解,揭示了信息环境与分析师信息利用能力的机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负面作用不仅存在于应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还存在于自愿性披露以及对社会责任信息不敏感行业的样本中。

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德国选民的政治极化现象研究

德国选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后,德国选民的政治极化有所加剧。在议题极化方面,选民立场趋于极端,呈现“左派更左、右派更右”、中间政党选民立场模糊的特征。在情感极化方面,德国选择党与其他政党选民之间的厌恶情绪加剧,选民更加认同本党,更加反感其他政党、政府和政治体制。德国选民的政治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密切相关。世界主义-社群主义分歧奠定了选民政治极化的社会结构基础,而社民党和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在世界主义-社群主义上的趋同导致处于社会分歧两端的选民转向极端观点。德国选择党与其他政党的竞争日趋意识形态化,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对德国选择党的维护和其他选民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反感,加剧了选民对立。

再论台湾地区两党体系的可延续性

2016年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选举结果,意味着岛内政党生态已经发生"绿大于蓝"的逆转,但国民党仍是岛内第二大政治势力,在台湾中北部地区较有基础。台湾对抗性的社会分歧,决定了民进党和国民党各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党际竞争中的地位优劣与否对党内派系的整合或分化具有形塑作用,而党内斗争的激化又会透露党际竞争的生态改变和政党轮替的蛛丝马迹。台湾发生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台湾面临的治理问题,即在社会期望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何兼顾经济增长和收入公平,如何界定和处理两岸关系问题。台湾社会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维倾向,将轮番牵动中间选民,包括年轻而尚未确定长期政党认同的选民的投票行为。这将导致政党轮替和政策变更不断发生。

Modern Social Communications as a Bifurcation Point of Traditional Social Institutes

Impact of Internet Technologies increases importance of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creating a stressful situation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raditionally established social institutions. New phenomena such as priest＇s and saints＇ online pages, represent significant deviation from historical practice, bring certain dissonance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On one hand, church has to use modern communication channel, on the other hand, effects of online translation of confessional relations are not predictable. Open global socieW requires certain universalization of education, but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are faced not only with a problem of language barrier, but also with national culture. School of thought, formed in traditions of particular cultural outlook, risks losing its face to the loss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is also experiencing certain amount of stress.

台湾政党政治的演变：趋同还是趋异？

本文从两个面向探讨台湾政党政治的变化趋势。其一是两党体系从非均衡状态(asymmetric)向均衡(symmetric)状态演进的历史脉络,其二是政党政治的性质从冲突型(conflictual party system)到共识型(consensual party system)的发展方向。本文假定政党政治趋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两党权力关系的均衡性。如果反对党没有执政机会,就只能被边缘化或诉诸体制外的抗争手段,而无法接受政治妥协。然而,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均衡权力关系,未必能保证政党趋同的实现。这是因为导致趋异型政党体系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社会分歧、政党的意识形态传统、既定政策纲领的限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