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价值创造要回答的三个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开始深入思考和探索公司的社会价值,其核心是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到底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创造了哪些和多少社会价值。比如,Visa中国曾于2021年发布《使命与价值》报告,表达公司通过创新、可靠和安全的支付促进个人、企业、和经济活动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腾讯2021年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集中通过十大实验室开展运用科技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国家电网公司持续十多年开展社会责任根植项目,所属地方公司发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白皮书等.

父母教养方式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社会创造力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548名小学高年级学生为被试,考察父母自主支持、心理控制与社会创造力间的关系以及自尊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女生社会创造力水平明显高于男生,农村学生社会创造力适宜性水平高于城市学生。(2)典型相关分析发现,在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创造力的关系上,交换意见、收回爱能够解释适宜性,自主选择能够解释独创性;(3)父母自主支持正向预测子女的社会创造力(γ=0.27),心理控制则负向预测子女的社会创造力(γ=-0.29);自主支持通过自尊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社会创造力(中介效应值为0.12),心理控制则通过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社会创造力(中介效应值为0.05),模型的总解释率R2=0.27。

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

从家庭环境量表(FES—CV)与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基本维度,对30位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特点进行考察。结果表明,(1)这些家庭在控制性、组织性、亲密度、独立性、道德宗教观等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较高,而在矛盾性上的平均得分较低;其家庭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家庭秩序性与家庭活跃性三个方面。(2)上述家庭总体上表现出"严父慈母"的传统教养方式;其父母教养方式主要表现在严厉性与慈爱性两个方面。(3)聚类分析显示,家庭环境可分为低控传统型家庭与高控传统型家庭两类,父母教养方式可分为严厉型教养方式与温暖型教养方式两类。

状态与特质之分:来自社会创造性的证据

以整群取样的方式选取650名小学儿童,采用社会创造性故事情境问卷、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分别测量了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和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同时采用小五人格学生问卷中的开放性分量表、Rosenberg(1965)编制的自尊量表以及互联网使用偏好问卷中的(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分量表,考察了儿童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的特点和性质。结果表明:(1)二者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儿童在问题情境中的创造性得分总体上呈现"倒Z形"的发展趋势,而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倾向总体上呈现"U形"发展趋势;(2)两种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信息交流)偏好呈现不同的相关,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及网络交往偏好均具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与经验开放性、自尊之间也具有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而且与网络交往偏好无显著相关;(3)经验开放性、自尊和网络交往偏好均可以显著地预测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创造性,而难以预测问题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这表明,社会创造性可能存在状态与特质之分。

社会创造性的脑机制:状态与特质的EEGα波活动特点

采用社会问题情境,通过记录38名高、低特质社会创造性被试在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脑电活动,考查不同特质社会创造性的被试在表现不同状态社会创造性时的脑电激活模式。结果表明:无论高频还是低频α波同步化都存在状态创造性的主效应。同时,高、低频段的α波同步化还存在特质创造性与状态创造性之间显著的交互作用,在表现高状态社会创造性时,高特质的被试比低特质的被试出现更高的α波同步化水平。此外,对于高频α波同步化,状态创造性、特质创造性以及大脑半球的三重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性水平,低特质社会创造性的被试在表现高状态社会创造性时,右脑半球比左脑半球出现更强烈的α波同步化,在其他情况下均无显著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时间进程分析、纵向研究设计、脑功能成像技术探查社会创造性的脑机制。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与其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关系

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387名小学儿童,采用问卷法、同伴提名法和成绩评定,考察了其社会创造性与其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关系。结果表明:(1)小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与学业成绩、社会喜好、社会影响,学业成绩与社会喜好均呈显著正相关;(2)社会喜好在社会创造性与学业成绩之间、学业成绩在社会创造性与社会喜好之间、社会创造性在社会喜好与学业成绩之间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社会影响在社会创造性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父母控制、自尊与小学生社会创造力的关系

考察父母行为控制、心理控制与社会创造力间的关系、以及自我肯定、自我贬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小学生社会创造力测验,父母控制量表和自尊量表对540名5、6年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父母行为控制正向预测社会创造力(γ=0.18),心理控制负向预测社会创造力(γ=-0.28);(2)行为控制通过自我肯定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社会创造力(中介效应值为0.09),心理控制则通过自我贬低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社会创造力(中介效应值为0.05),模型的总解释率R2=0.20。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随机选取3－6年级小学儿童363名,采用小学生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和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考察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结果发现,1.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以及偏爱呈显著正相关,与父亲的惩罚、严厉呈显著负相关,与母亲养育方式呈现出相似的相关模式;2.小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倾向与父亲养育方式只有第一对典型变量显著,其中小学儿童的威信或同伴影响力、冲突解决能力、出众性、社会智力、主动尽责性因子与父亲的情感温暖和理解、偏爱呈显著的正向一致性或典型相关,与母亲养育方式的典型相关分析结果与此类似。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内部一致性及其领域特征

随机选取194名3-6年级小学儿童,采用生活情境访谈、《创造性思维测验》和《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验》,考察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内部一致性及其与一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倾向的关系。结果发现:(1)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2)社会创造性的独创性、流畅性、变通性、好奇性、挑战性、冒险性与一般的独创性、流畅性、挑战性倾向均呈显著正相关;(3)典型相关分析表明,社会创造性中的流畅性、变通性等与一般创造性思维,社会创造性中的好奇性、挑战性、冒险性等与一般的创造性人格倾向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适当性和有效性可能是社会创造性的特殊成分。

小学儿童孤独感与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关系

目的考察小学儿童孤独感与其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关系。方法以修订的《儿童孤独问卷》与自编的《小学生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为工具,对以整群取样法随机选取的3至6年级小学儿童共411人进行测查。结果1除了3年级的自我孤立感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级之外,孤独感总分、社会适应感、对同伴地位的自我评价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4年级女生的孤独感总分与社会适应感得分以及6年级女生的社会适应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2除问题解决特质与自我孤立感相关不显著之外,小学儿童孤独感总体及各个维度与社会创造性倾向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威信、交往能力、冲突解决特质分别可以解释孤独感变异的4.0%,3.7%,7.0%,而小学儿童交往能力、威信均可以显著地预测孤独感及其各个维度。结论可通过提高小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倾向,降低或消除其孤独感。

社会生产力是制度的生产函数(上)——社会生产力是人的集成创造力的运作体系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生产力实际上是人类集成创造力,它由三大系统构成。制度结构作用于人类集成创造力生成、发挥、发展全过程的“力”,则是制度生产力。人类社会任何时期历史继承的现存创造力都是一个既定的量,但在不同的制度生产力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增量,有着不同的函数对应关系,即社会生产力变量是制度变量的生产函数,有效制度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因素。

创造性思维的社会文化基础

创造性思维作为创造性的内核,是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上产生新颖独特且实用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的三层次模型,分别从文化观念、文化活动或经历以及文化工具三个层面,围绕人性价值观、中庸取向、非价值性文化传统、海外旅居、多语种学习、以及文化工具所涵盖的文化规则、符号和实物七个方面阐述了社会文化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继续从文化与社会因素的依存性、个体差异控制、文化和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差异以及多重研究取向协作四方面深入。

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基于中美文化的比较

从中国和美国中部地区选取小学儿童236人,采用状态社会创造性开放问卷和教师领导方式结构式问卷考察了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文化差异及其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总体上,美国儿童在社会性问题解决中表现出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品质,但中国儿童表现出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和人格状态;(2)状态社会创造性总体上存在着国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美国的四年级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3)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中美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与社会技能的关系及其教育启示

采用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和修订后的小学儿童社会技能教师评定量表,以410名3—6年级小学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儿童的社会创造性与社会技能的关系。结果表明,修订后的小学儿童社会技能教师评价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和信度、效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与社会技能(包括生活自理与环境相关技能以及自我与人际相关技能)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的社会技能总体上可解释其社会创造性变异的9%,其中自我与人际相关技能可解释社会创造性变异的7%,说明二者既有所重叠又相互独立;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技能增强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倾向,但不能把社会技能等同于社会创造性。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培养的实验研究

运用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设计,以小学3-6年级的353名学生为对象,采用包括社会创造性教学、家庭教养方式和教师领导方式的干预在内的综合实验方案,对实验组进行了为期9周的实验干预,以《小学生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ASC)》和《同伴提名问卷》进行前后测。结果表明,实验组小学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倾向和受欢迎程度显著提高,而社交焦虑显著降低,而没有接受任何干预的控制组儿童则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培养和干预方案适用于3年级以上的小学生,可促进其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发展,改善其人际关系。

社会生产力是制度的生产函数(下)——社会集成创造力的制度弹性

中国最近20多年的强劲发展,源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社会生产力实际上是人类集成创造力,它由三大系统构成。制度结构作用于人类集成创造力生成、发挥、发展全过程的“力”,则是制度生产力。人类社会任何时期历史继承的现存创造力都是一个既定的量,但在不同的制度生产力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增量,有着不同的函数对应关系,即社会生产力变量是制度变量的生产函数,有效制度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因素。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关系对留守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为了明确家庭关系对留守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影响,研究选取663名初中生作为被试,匿名填写人口学问卷、亲子亲合问卷、关系质量问卷、自尊量表和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考察在不同留守状况下,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社会创造性的直接与间接效应以及自尊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的祖孙关系存在差异,但是在亲子关系、自尊和社会创造性上差异均不显著;(2)亲子关系、祖孙关系既直接影响社会创造性,也通过自尊对社会创造性产生间接效应。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发展特点

对189名3～6年级小学儿童进行半结构的故事情境访谈,从独创性、适当性、有效性、流畅性、变通性、好奇性、挑战性和冒险性八个指数,考察了儿童在同伴交往、师生交往和亲子交往三种典型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倾向的发展。结果显示:(1)小学儿童的流畅性、变通性、好奇性、挑战性、冒险性与其实际的年龄呈显著正相关;(2)5、6年级儿童的流畅性和变通性显著地高于3年级,在三种情境中表现出类似特点,4年级前后可能是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发展的转折期。

平台型公益组织社会价值创造过程研究——基于善园典型案例分析

"社会企业家精神"被引入社会公益组织已经成为全球现象,以致力于弥补社会、环境需求与相应的资源供给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而现有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宏大想法"上,缺乏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创造社会价值过程的研究。为此,文章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选择了浙江省内首家平台型公益组织——善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善园真实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分析,构建了以社会企业家能力、机会识别、资源调动、环境为主要维度的社会价值创造过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