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生产:一个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现代化实践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现代化实践有否形成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是否具有一定的共性和普遍意义,能否丰富和完善已有的现代化理论知识?它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与此紧密关联的问题就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否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还是同时存在着一条分散化工业发展的道路?现代社会生产组织是否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现代化的过程是否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这些的问题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地方的现代化发展实际历史,提出符合"社会事实"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本土性的解释框架和理论概念,社会化小生产的理论框架的提出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事实"为依据,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现代化实践为主要分析对象,深入研究阐述了"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是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市场和社会分工体系为主要联结纽带。认为它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相吻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一条可资深入探索、观照的发展路径,并可为现代化知识体系注入中国"地方性知识"元素。

论社会化小生产的内生逻辑

为什么社会化小生产会成为工业化、现代化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社会化小生产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文章认为,社会化小生产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经济成长的内生需求,社会资本的网络拓展以及中华二律和合文化的模式建构。这其中包括: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工业化生产,家庭家族基础上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小生产为人们提供了获取最大物质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可能,最大可能地发掘利用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本,最大限度融合了亲缘、地缘、业缘与理性契约。同时,浙江地域文化中的"开放"的海洋文化与"务实"的内陆文化融合、"有为"的儒家文化与"无为"的道家文化融合、"重商"的吴越文化与"重农"的中原文化融合、"进取"的西方文化与"中庸"的东方文化融合正是中华二律和合文化精神折射。这种二律和合文化精神导引着社会化小生产模式的建构,形成了家庭、家族与企业相融合的生产组织,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与块状、集群相融合的生产形式。

基于“社会事实”的理论创新——解读《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

现代化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投入到现代化的研究中。杨建华教授的《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以社会转型与变迁为视角,以浙江现代化进程为中轴,以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现代化实践形式为案倒,探讨了现代化和发展的路径。作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观察、解释、求证等各个环节,都秉承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研究准则,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同时,全书也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及可贵的创新精神。

社会化小生产:文化生产的重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小生产向社会化小生产转向;云南文化产业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社会化小生产已成为生产民族文化产品,特别是工艺品、手工制品等领域的重要生产方式。基于云南文化产业实践的分析,认为消费社会的来临,客观的文化、精神需求是促使传统小生产向作为文化生产方式之一的社会化小生产转变的外生力量;而作为生产主体的民族文化产品创造者,所表现出的文化自觉则是这一历史性转化发生的内在动力。

社会化小生产与劳动法的制度调适

新冠疫情的突至助推了新型用工(如平台用工)的发展和传统用工的转型(如共享用工)——本文统称为“社会化小生产”模式,给构建于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劳动法带来巨大挑战,制度调适已是迫在眉睫。首先,社会化“大”“小”生产的劳动同质异形,劳动法的法益内核不应有异、底线价值不容突破;而大生产中劳动法的“大一统”调整模式值得反思,亟需面向小生产的特点探索个性化的落实措施,而不是进行灵活性的软化处理。其次,生产的社会化同样蕴含着保护责任的社会化,但小生产的分散性打破了以劳资从属性为核心的劳动法归因逻辑,社会化的保护无法继续单靠用人单位来实现,而是有待多元社会主体共担其责。

论“长尾”现象所激发的社会化小生产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较长时间的社会化小生产历史，最典型的就是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以及分工日益精细的手工作坊或手工业工场。产业革命之后，随着科技发展和机器工业的壮大，社会化大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社会化小生产仍然存在于广大中小企业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信息高度流通，生产与消费渠道更加多样化和便捷，一些冷门的、小额的需求和交易也能得以实现并形成规模，最典型的就是长尾现象，这为社会化小生产的回归创造了契机。

对社会化生产与所有制形式选择的再思考

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重新审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 ,发现由此得出“公有制”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结论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逻辑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并不完全等于社会化大生产 ,它包含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化小生产两种发展趋势 ;而传统公有制形式 (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却是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所有制形式。由此推论 ,公有制不是适应社会化生产的唯一选择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创新 ,增加它们的社会化程度 ,个体企业、私人公司和股份公司等都是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的不同所有制形式。

调控型共同富裕:社会化大生产与农民致富——以浙北Y镇为例

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浙江的快速发展表明,分散化的小生产方式是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进程相一致的。但是,从21世纪初开始,浙江推动生产方式转型,促进了土地、资本、产业工人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由此也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容易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衡的判断置于我们面前。根据笔者对浙北Y镇的观察,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无法继续给农民提供广泛致富的空间,但是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统筹,降低了转型对农民致富造成的不利影响,形成了一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与福利主义不同,这种调控是由地方政府作出的、非统一的、复合的体系。这样,调控型共同富裕成为既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又维持农民广泛均衡致富的新方式。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及流动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这种“调控型共同富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现代化发展模式创新--浙江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逻辑与启示

本文以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现代化发展为主要分析对象,提出了社会化小生产是浙江现代化发展的创新模式,提出"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市场和社会分工体系为主要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本文认为社会化小生产形成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为人们提供了获取最大物质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可能,它与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基础相吻合,它也最大可能地发掘利用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社会化小生产还为现代化知识体系添加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平台经济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方兴未艾,而工业4.0、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的进步,通信和物流成本的降低,给“社会化小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社会化小生产时代,平台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失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面分析和把握当下平台经济劳动保障遭遇的现实困境,并基于此提出和阐释“改变针对灵活就业者的劳动关系认定观念”“改革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互联网平台从业人员工会”“加强对平台经营方的监管”“加强对平台经济从业人员依法维权意识培养”的法治建议。

组织的终结:从雇佣劳动到自由创业

导言COVID-19疫情让集中办公和长距离通勤成了高危行为,似乎无意中促进了在线办公的蓬勃发展。包括智能手机、4G/5G、互联网,以及钉钉和腾讯会议等远程办公软件,这些技术要素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律和合文化精神下的中国现代化——以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为例

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知行不二,神形兼备,道器不离,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有无、动静、屈伸互相推移。这种在两极中求统一、和谐、浑融的"二律和合",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一个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乃致构成了中华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意识深层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化小生产",正是二律和合文化精神范型的模塑。

生态文明究竟是什么?——兼论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生态文明

从唯物论的理解看．生态文明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条件下，逐渐确立起来的以公社式的小型化和民主化的生产单位为社会肌体、以社会化小生产为经济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中．人类重又扎根于地方性的劳作之中，在生态化的技术的调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在此意义上．生态文明不是别的．它正是建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