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评估在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评价中的运用

司法实践中,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方法较为简单,以主观判断为主,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客观性。根据犯罪心理学原理,将心理测量与心理评估的结果运用于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的评价,构建包含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发展环境三个内容的量化评估体系,使评估全面、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为涉罪未成年人的精准帮教与犯罪预防提供参考。

数字检察背景下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的实践反思与发展进路

在数字检察背景下,为提升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全国多地检察机关探索使用量化评估机制。在设定量化评估标准、构建评估模型、运用评估结果的过程中,这一机制的风险与缺陷逐渐暴露。评估标准存在非可欲性与演化缺陷,评估模型可能侵害诉讼权利,评估结果容易造成检察官的机械决策。为加以改善,应当依靠数字技术沟通社会危险性评估的自发秩序与制度建构,通过规则制定推动标准优化;以技术正当程序理念推进算法公开,健全非歧视审查机制,化解评估模型的侵权风险;明确评估结果的参考和初步判断作用,以科技手段助力检察官能动履职,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轻罪案件社会危险性评估实证研究——以X市审查逮捕案件为样本展开

实现科学合理的刑事案件诉前羁押率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东北某常住人口近千万的X市的审查逮捕案件数据为分析基础,以大量因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的轻罪案件为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需要更新司法办案理念、统一评估尺度、加强释法说理、完善考评标准和配套措施等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工作模式,力求宽严相济用好逮捕权,解决好诉前羁押率过高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的社会危险性评估与程序应对

近年来,涉及传播艾滋病病毒和曾被作为“乙类甲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刑事案件高发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由于具有严重传播风险,需要特殊治疗并予以分类管理,在追究这两类重大传染病患者犯罪的刑事诉讼中,一线办案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担心发生感染事故或职业暴露。受“潜在危险论”影响,在贯彻从严惩治方针时,存在“一押到底”“超期非羁押”等非法治化现象;在作出轻缓化处理时,又出现了“一放了之”“纸面服刑”的个案。随着相关疾病传播概率、危害后果的客观变化,在防疫政策修正后,对涉罪患者社会危险性的认定应当作出适应性调整,甚至根本性转变。当前,有必要系统整合存在不少冲突之处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从长远看,根据“以预为先”理念,为有效防治今后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中增设“涉重大传染病刑事案件特别程序”一章。建议遵循流行病学规律,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证评估重大传染病患者在司法场域中的现实危险。在扩大适用非羁押、非监禁刑时,可以依申请或依职权采取电子监控手段加强监督管理,降低相关风险。

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反思与完善

在我国逮捕审查的三项标准中,“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判断一直未能得到严格执行。这是由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标准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逮捕功能定位杂糅和半羁押强制措施缺位等问题造成的。为完善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认定,可以适当借鉴美国保释风险评估改革的相关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优化,建立基于风险评估工具的“社会危险性”量化机制,同时辅以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完善,从而在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本土化的平衡点,以真正发挥逮捕应有的诉讼功能。

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量化评估模型的优化研究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有助于增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的可操作性,能够客观上满足降低审前羁押率、推进非羁押化诉讼的需要,但存在评估模型科学性欠缺、评估材料来源单一、审查方式偏书面化、评估结果的说理性不够以及异议救济程序缺失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危险性因素存在认知差异、证据信息获取机制功能限缩以及程序诉讼化现实掣肘。应当构建更为规范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程序:评估前,既需要从评估数据的收集、评估因素及其权重的确定以及风险等级的划分三个方面完善评估模型,也需要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引入中立第三方参与调查取证以保证评估证据材料收集的有效性;评估中,应明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及办案期限、“侦控辩”三方的程序参与模式及证明责任分配、证明程序中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以及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评估后,应重视对评估结果的充分说理并设计相应的异议救济程序。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教义学解释——以《刑事诉讼法》第81条为中心

为推动检察人员充分判断社会危险性要件,研究者应运用法教义学方法重新解释社会危险性,以确保逮捕的审慎适用。社会危险性在《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1款中应被解释为诉讼妨碍性及再犯可能性要素,而在第2款为个案危险性要素,包含罪行危险性及个人危险性。司法实践中的“平面式”审查模式不具审慎性及操作合理性。结合法律体系及立法初衷的考量,检察人员应以“梯度式”审查模式判断社会危险性要素,即审查对象不具备第1款的要素时,毋需接受第2款审查,取保候审应优先适用;但经过第1款审查后审查对象具有一定社会危险性时,检察人员应结合第2款规定审查逮捕必要性。羁押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必要延伸,但存在区别。

数字检察背景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的构建

中央文件明确检察机关具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理念的法律监督职能。然而,新类型犯罪的出现,也需要刑法加以规制。当前罪名轻罪化趋势显著,羁押率大幅下降,而羁押替代强制措施尚不完备。现行审查逮捕案件存在主观行政化色彩浓厚、评估标准不统一、社会危险性量化证据收集不充分的问题,导致逮捕的社会危险性科学评估尤为困难。因此,利用数字检察办案系统,建立逮捕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模型,可以提高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和准确率。

推进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实践探索—— 以G省W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社会危险性作为刑事案件办理中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羁押强制措施的重要判断依据,在实践中检察官仍然采取通过经验判断审核证据的现象,建立健全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工人办案带来的各种问题.本文主要以G省 W 市人民检察院实践探索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试点情况为基础,探讨司法实践中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促进该项工作向现代化发展.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我国逮捕审查制度中“社会危险性”认定之程序要件——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9条

《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若干问题的规定》1第5-9条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判断犯罪之"社会危险性"的实质要件,在"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的客观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规定》第5-9条仍未彻底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客观性不足的问题,并且某些规定反而导致了"社会危险性"的认定标准趋于机械化的后果。究其原因是"社会危险性"本身的抽象性决定其难以在实质要件上彻底实现客观性,故仅在实质要件上寻求"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之客观性的努力成效有限。转换视角,通过构建"社会危险性"之程序要件的方式以破解其认定标准客观性不足之难题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论取保候审“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司法认定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是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与无罪推定原则、人权保障理念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设计"之一。现行《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中"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理解与认定问题,是正确把握取保候审制度的关键所在,也是影响取保候审适用率的重要因素。从立法层面来看,"社会危险性"标准的认定存在局限性。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危险性"的司法认定是一个系统分析、综合考量的认证过程,有一定的逻辑法则可循。在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框架下,利用风险评估理论和统计学方法,构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机制具有可行性,能够实现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的相对标准化与客观化。

审前羁押问题中社会危险性与羁押必要性的整体性思考

依语义与体系解释,2012年刑诉法修改意将审前羁押弱化为一种例外。然而,实践中对审前羁押的依赖仍未明显消减。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纾缓侦查惯性冲击,消解不当羁押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与逮捕前社会危险性之间的关系亟待理顺。应以审前阶段为整体视角,对社会危险性和羁押必要性进行整体性研究,藉以域外经验启发,从统一认识、分设独立调查机构,以及通过合理证明标准并藉以推定规定的导入实现社会危险性与羁押必要性衔接等角度入手,破解中国式审前羁押问题。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的纠缠与厘定

"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品格,"人身危险性"不能寄居于"社会危害性"之下并被其简单囊括。人身危险性的介入并不排斥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彼此内涵中究竟以行为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是界分二者的核心基准。"人身危险性"概念应该得到正本清源的澄清,"人身危险性"这一容易引发歧义的概念应该还原为"社会危险性"。厘清"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的现实意义,是我们顺利接纳并重新认识其学术价值的理论前提。

审查批捕中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研究

对于逮捕,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详细的实体和程序规定,统一了逮捕的使用条件和证明标准,并且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以严格的法律审查制度,充分发挥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但是,对于逮捕的证明标准问题,特别是逮捕使用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证明问题,由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司法人员不同的主观法律意识影响,一直无法统一适用,这一现象对刑诉法公平价值的有效实现造成了强有力的阻碍。

论逮捕中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方法

社会危险性条件具有未然性。证据无法证明具有未然性的未知事实,人们只能依靠客观的事实合理地推定。对社会危险性的推定必须建立在有客观证据证明的行为之上。我国法律规定的迳行逮捕条件完全忽视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存在,极大地消解了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应当将迳行逮捕条件融入到社会危险性条件当中,合理地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如此可以有效发挥社会危险性条件的限缩作用,防止滥用逮捕,有效保障人权。

解读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法律含义

“社会危险性”是指可作为适用具体强制措施的法定依据的,有证据证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危害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的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试论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有必要为其预设科学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