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过疏化背景下村落社会原子化及其对策——以日本为例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社会原子化的研究多局限于一般性的原理探讨和理论概括,而未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样态下展开具体研究。事实上,社会原子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样态表现出来的。如果说都市的社会原子化主要是基于社会个体化而衍生出的一种现代社会关系的"畸形化",那么,乡村社会的原子化则从其发端之时起便与乡村社会衰败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过疏化村落人口严重外流,使得乡村不存在足以支撑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所必需的人口密度,而直接导致发自政府的公共服务无法下沉,而来自市场的服务也无法在村落中展开,加之老龄化和村落熟人社会的消解,使乡村过疏社会面临空前的危机和困局。

社会原子化及其消解——兼析社会腐败窝案根源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泛滥,削弱了社会制约和社会联结的力量,并导致社会原子化。社会原子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功利主义泛滥。社会原子化中呈现出来的两个趋向是,在微观上出现以权力或以经济影响力为核心的社会小圈子"独立王国化",和宏观上出现以孤独、无助为特征的社会"碎片化"。社会原子化加速了个人、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疏离,导致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以及社会失范。培育和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是遏制社会小圈子"独立王国化",防止"社会碎片化"的主要途径。

社会原子化视阈下公共政策的“化学表征”

社会原子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显著社会现象,但一直以来仅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展开探讨。然而我们发现社会原子化在构成机理上不应仅是一种矛盾,反而更是新发展理念和社会治理的基础逻辑,这是发展改革过程面对新型问题的逻辑改观。从原子的有序与无序平衡视角逐层解析社会原子化与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根源性联系,对于我国社会治理的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

社会原子化议题在社会学理论诞生后始终扮演着反命题的角色。历史地看,社会学的兴起正是对西方现代社会出现社会解组运动,产生社会原子化危机的理论回应。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实质在于中间组织的缺失,因此,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对于化解社会原子化的危机和潜在风险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之痛——以社会原子化为分析视角

所谓社会原子化,主要是指社会转型期因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社会失范等社会危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与单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走向消解直接关联,表现为"个人与国家"间社会联结的弱化、社区认同的缺失、社会规范的失灵等方面,对城乡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应革新社会发展理念,以"活动"重建社区共同体和工作场所的社会联结,构建新公共性及社会协动体系。

社会原子化背景下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问题及其对策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关键过渡期,这一阶段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帮助大学生更快、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社会原子化引发了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问题,表现为大学生与同学、老师、家长之间人际关系冷漠,这损害了大学生身心健康,降低了大学生自我认同感,甚至造成大学生多方面的冷漠。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冷漠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家庭教育不当、过度依赖网络、消极心理密切相关,有必要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面对面交往的频率和质量,提升大学生人际关系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冷漠的问题。

基于社会原子化背景的青少年价值观新媒体重塑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社会结构原子化现象,即个体在社会转型过程的自我迷失,特别是青少年由于缺少成熟的自我调解机制而产生价值观失衡。新媒体时代,通过重构新型网络青年社群,利用新媒体提升教育实效,对青少年进行价值观重塑,协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共生与同向发力,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个人全面发展。

风险理论视域下原子化社会的个体危机及其化解途径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包含的风险和个体化两大特色主题,构成了西方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的一体两面。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中,"个体化"命题的适合范围和解释力度有待商榷,"原子化"概念可能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理论必须尊重中西方的社会差异性。鉴于社会转型的复杂多样性,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包括传统社会的危险,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以及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等在内的多重风险。在这种复杂的风险结构中,原子化社会的个体面临多重社会危机,这种危机无法在个体层面进行化解,需要我们从社会和政策两大层面入手。

道德教育如何应对社会原子化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原子化的隐忧,而近年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加深了人际关系的疏离。为了帮助人们摆脱社会原子化的侵扰,道德教育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时俱进,应对挑战。从社会思想的角度来说,社会原子化的成因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美德伦理学由于其强调整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适合作为互联网时代道德教育的一种补充思路,以修复人际交往、稳固社会,引导人们走向正常的社会化。

社会原子化视角下广东省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初探

新时期想要继续发挥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枢纽作用,就必须努力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寻求应对策略,引领青年在社会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实现人生新跨越。本文在针对前辈学者提出社会＂原子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实际要求,首次提出社会＂细胞群化＂概念,以期为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供些许参考。

回到社会：非政府组织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是对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危机的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涵,同样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也与特定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加速的中国社会转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国家—单位—个人"的总体性社会关系格局和社会联结方式,社会原子化危机也逐步呈现。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国家主导的改革和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征将形塑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

“健全人的盲道”:关于盲道占用的社会排斥研究

盲道被占用现象在中国十分普遍,这一现象严重影响盲人群体的社会参与。然而从普通市民到政府部门似乎都对盲道被占这一现象"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致使盲道占用现象没有得到任何改观。本研究发现,占用盲道的行为主体分别是政府、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普通民众,他们在盲道占用上有着各自的典型行为,而且其盲道占用行为总能被自我合理化。在发展主义话语体系支配下,政府、商家、普通民众在互动中相互配合,共同建立起一套社会排斥机制,致使盲道演变成了"健全人的盲道"。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社会治理,明确企业和民众的社会责任,处罚不良行为,才能真正尊重和保护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促进社会融合,使盲人群体出行不再障碍重重。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后单位时期社会的原子化动向及其对基层协商的影响

将社会原子化命题置于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之下,并与基层协商话语相联系,我们发现,城市社区居民的弱参与,基层协商动力的低下,以及社区公共性的危机,都对当下展开的基层协商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为此,我们应努力推进社区生活和基层社会联结的重建,凸显基层协商的特性,打造基层议事平台,以实现新时期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消费的异化——景观文化的依赖现象对大学生群体的不良影响

《景观社会》是居伊·德波的社会学批判性理论著作。在景观时代,生产与消费受景观符号的设计与规约,是当下景观秩序重要的表达手段,其深刻的伦理意义暗含了不可消解的当代性逻辑悖论。景观异化加剧了大学生消费观念的异化,从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转向景观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景观焦虑中社会原子化所带来的大学生群体的孤独与“无缘”、泛滥的精致利己主义(利益至上)、主体性的缺失和分离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关系维度的网络社会政府治理探析

网络舆情是网络社会搭向现实社会之间的桥梁,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实质上就是对网络社会的治理。通过分析网络社会的社会原子化特征及风险社会特征,分别从独立性、可靠性、参与性和一体化四个维度分析网络社会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可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博弈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这种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探析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路径,能够跳出传统的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技术性思维框架,对净化网络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茶馆”社会与政治:作为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

伴随现代社会原子化和个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显学。也许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欧洲咖啡馆仍是理想之境：自由、平等、开放、包容是它的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在那里,社会分层暂时消弭,每个人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无论熟悉还是陌生,均具有权利与他人对话,平等地参与公共讨论（哈贝马斯,1999）。也许我们还憧憬着19世纪美国城市的酒吧,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社会风险探析

我国城市化进路中存在的资本和权力的勾连和＂经济达尔文主义＂,消解了人们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村落和单位社会）,但新的社会联结的建构相对滞后,导致从传统的社会联结中脱域出来的人们流离于制度之外。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彰显,且缺乏垂直流动的渠道和机会;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结及渠道,原子化社会凸显;从而产生＂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使社会风险和矛盾集聚。应构建具有政府＂合作者＂功效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疏通国家和民众间的联结渠道,形成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三者共同发展的现代社会文明。

家庭·情感·自由:《涉过愤怒的海》与未完成的情感革命

电影《涉过愤怒的海》透过子女、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张力关系,追问“怎样做父亲”的当下议题,借此窥探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发展与家庭制度的变迁,传达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思索与社会原子化的隐忧。现代性危机实质是秩序危机,是主体与相关之物的某种实质性断裂。当主体开始自我放逐之时,孤独与疏离成为人们遭遇的集体性精神症候,情感困境亦难以避免。导演曹保平以质疑爱的方式召唤爱,用毁灭爱的方式重申情感价值,试图探讨“爱与自由”将引领原子化的个体走向何方的未来化议题。

数字智能时代的大学通识教育

在数字智能社会,通识教育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公民教育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人文精神面临技术主义的挑战,人格养成面临现代性焦虑的挑战,公共生活面临社会原子化的挑战。如果顺应时代,通识教育必然在精致利己主义的精英培养中变得面目全非;如果固守传统领地,通识教育肯定与现实社会需求脱节,甚至被日益全球化的教育体系所抛弃。这意味着通识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回答数字智能时代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注数字智能社会关于“人”的基本价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