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行动主义”转向

现当代艺术在形态迭代过程中,不断引入“行动”这一动力元素,作为扩展艺术的公共属性、定位艺术的社会服务职能、构建美学与社会和政治间新型生产模式的重要维度。随着参与式艺术和关系艺术的兴起,当代艺术的公共展演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艺术实践愈发成为容纳多元身份和文化认同、实现不同社会议题表达和协商的跨媒介平台,由此引发的相关论述最终汇聚到“艺术行动主义”思潮之下。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行动主义”转向造成的影响远远超逾文化艺术范围,是公共艺术与21世纪公民运动相互结合进程中的最新现象。

社会参与式艺术场域的重构——基于对“羊蹬艺术合作社”的分析

中国当代艺术中,社会参与式艺术成为艺术家们跳脱艺术惯例,介入日常生活的形式之一。乡村则因其特殊语境成为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实验空间,并在实验过程中不断反思传统艺术的生产以及传播机制。以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典型案例“羊蹬艺术合作社”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其在文化生产场中诸多要素的互动关联以及所生成的话语特征,探究参与式艺术特定场域的建构与重塑。

当代艺术的生成式审美——作为认识日常生活世界模式的社会参与式艺术

社会参与式艺术是当代艺术研究中重要的跨学科问题。在当代艺术的各种类别中,参与式艺术与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所以如何认识这种艺术在解决问题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意义是各国学术界都面对的重要问题。与认为参与式艺术可以直接带动经济发展、改变伦理道德观念和调整人际关系等理论相比,参与式艺术在本体论上是一种揭示日常生活存在的技术,即是一种让存在的本真(即被隐藏的存在)得到呈现的知道模式。

版画在社会参与式艺术中的探索实践报告——以广州三个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概念形成、历史发展和艺术特点,以笔者2008年以来在广州三个社区的田野调查与版画跨界艺术实践为主要书写对象,从行动者的角度探索版画以社会参与的方式植入社区的可行性,提出版画媒介拓展与多学科融合的价值与意义,并对版画创作方法论与社区文化建构的融合问题做出一些思考。

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作者”问题

“作者”既是物质形态的生命体,也是观念形态的抽象符号。在文艺发展史、书籍发展史和版权发展史的多重合力影响下,“作者”概念兼具哲学意义、艺术意义和法律意义的多重指称。作为一种新类型的公共艺术,社会参与式艺术通过作者形态“复数性”的流变、作者属性走向“行动的共同体”、作者身份塑造上趋于认同与共享,对传统的“作者”观提出了挑战。社会参与式艺术的“作者”问题是一个持续生长的领域,应当在语义上对其重新界定和讨论,以体现当代艺术向“世界”敞开的价值取向。

当代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观众体验研究——以徐冰《木林森计划》为例

社会参与式艺术作为公共艺术的一个种类,它主要指一种倡导社会大众共同参与,体现民众主体意识的艺术。本文主要基于观众体验的理论对2008年艺术家徐冰启动的社会式参与艺术项目《木林森计划》进行了深度剖析,主要从艺术作品分析、观众认知和审美体验的三个层次对艺术项目进行了解读。试图通过对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观众体验研究,为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思路与想法。

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在地性”及其意义生成

作为一种跨越艺术和社会之间的新类型公共艺术,“社会参与式艺术”近年来持续受到关注和讨论。但无论是“关系美学”,还是朗西埃的“岐感美学”,均偏向于在美学的框架下讨论,缺乏“艺术”和“社会行动”之间必要的链接,以及对社会变革产生的因果关系的更复杂的理解。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现实的语境下,从“特定地点”的转换与叠合、地方感的塑造以及微型政治空间的社会干预三个方面讨论社会参与式艺术“在地性”(site⁃specificity)的意义生成机制,凸显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以及多重社会因素集合的研究对象的特点。

全球艺术话语下的“跨文化协商”——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在地行动及其转译

作为现代主义思考范式的“世界艺术”体系,其显性特征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艺术史”的书写系统和“他者”观念影响下的人种志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拉维特科学城举办的“大地魔术师”展览为标志以及由此诞生的“全球艺术”话语,是对“世界艺术”的批判和试图超越东西方二元割裂以应对全球化格局的新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兴起以及呈现的“跨文化协商”特性,既受到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第三空间”的影响,也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治哲学领域“协商性”思潮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来自当代艺术试图重建与日常生活连续性的努力,其从“对话”到“转译”的具体过程,体现了艺术实践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凸显了当代艺术从视觉图像生产到文化生成体验以及社会行动的演绎进程。

“参与”的使用限度: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基本概念问题

社会参与式艺术中的“参与”是一个有待检视的词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参与”被不同的领域广泛运用于不同的情境之中,以至于这一概念的确切性几乎丧失,从而导致“艺术的参与”可能会因为该词应用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面临被混淆的危险。为有效地讨论社会参与式艺术,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明确“参与”的使用限度,本文将从政治哲学中的“参与”、人类学中的“参与”以及艺术理论话语中的“参与”三个层面来讨论该问题。

艺术介入乡村——探析社会参与式艺术的方式

社会参与式艺术是西方艺术群体提出的强调一种合作、沟通以及参与的新的当地艺术模式。文章主要结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七塘”实验艺术项目浅析艺术介入乡村的在地性、参与性等特点,进一步分析实验艺术项目背后艺术介入乡村和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关系。

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在地实践”与“场域感知”

发端于城市,并在一个个具体空间、地点中展开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因为对“在地性”“现场性”的强调,从而使连绵不断的地点、空间不再是作品被动的容器或载体,而是在时间延异中呈现出的“场域”。当艺术与不确定的“场域”或“情境”相遇,注重肉身化的体验与感知,以持续性艺术项目或公共空间建构等方式,发现和感知被遮蔽的城市褶皱,“场域感知”才能作为一种方法,在“场域”和“情境”中阐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我的居间性关系,并促成新感性与新艺术语言的生成。这对于当代艺术在中国土壤中的落地生根尤为重要。对艺术个案进行讨论,进而在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框架中梳理城市参与式艺术的兴起、展开及其美学脉络,分析这类前卫艺术实践与观看机制的转变、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之间的关联,可以厘清参与式艺术的重要美学价值,即通过身体性的“场域感知”,与地方、现场形成互动,生成公共关怀和新型艺术语言。

杜威哲学对当代新类型公共艺术的解释力及价值

杜威是经验自然主义哲学的开创者、民主主义者和进步主义教育家,经验、民主和教育是其毕生谈论的话题,他认为这三者密不可分。巧合的是,当代新类型公共艺术激使经验生长、落实民主理念、具有教育性质。新类型公共艺术发展于20世纪末,彼时杜威早已辞世,杜威在世时亦不欣赏后印象派以后的任何艺术流派,二者看似没有明显的关联。但是,新类型公共艺术确实呼应杜威的哲学视点,暗合杜威的哲学思想。倘使杜威在世,他应该会欣赏新类型公共艺术。总之,杜威哲学对新类型公共艺术具备解释力,对新类型公共艺术话语至关重要,富有先见之明的意义和知往鉴今的价值。

作为日常的乡土性景观——一个非典型的乡村美术馆“小春堂”

当代艺术的乡土实践使传统意义的美术馆及其背后的艺术机制不断遭到质疑,寻求介入性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在主体层面、公共空间层面以及理论话语层面提出了挑战。羊磴艺术合作社在贵州与当地居民合作的“小春堂”作为一种非典型的美术馆,以日常的乡土性产生的持续生命力,呈现了立足于地方性知识重新书写本土话语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