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就业帮扶车间的组织性质及发展

就业帮扶车间是以发展乡村产业、扩大村集体规模经济、实现农村弱势劳动力就近就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进入转型过渡期,帮扶车间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而明确其组织性质则是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前提。基于社会企业理论,抽取“价值、目标、路径、利益相关方”四个特征维度和“政府-市场-社会”三重行动逻辑建构分析框架,对就业帮扶车间组织性质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帮扶车间符合社会企业基本定义及特征,可识别为一种社会企业。在此基础上,相比市场-社会行动逻辑“双轮驱动”的传统社会企业模式,帮扶车间因政府行动逻辑的嵌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混合逻辑特征,形成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持续有效合作。基于此,就业帮扶车间可进一步被定性为“嵌入-合作型社会企业”。从组织性质出发,针对帮扶车间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尝试通过动态调整三重逻辑关系、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强化其社会企业身份合法性等途径加以解决。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情绪体验研究

采用自编问卷,对重庆市5所高校的1 350名在校本科大学生开展调研,结果显示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情绪体验包括愉悦情绪、奋进情绪与成就情绪三种。男性大学生与女性大学生、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不同专业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情绪体验表现各异。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与愉悦情绪和奋进情绪呈显著或极其显著正相关,其对积极情绪体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公益事业和日常生活两种类型。建议从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未实施阶段和实施阶段入手,相互联系与配合,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增强大学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共同提升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培养工作的有效性、针对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合作型社会管理的路径选择--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共治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逐渐显示出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依赖及合作意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然而现阶段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非政府组织从属于政府的非均衡性形式合作,原因在于非政府组织的自主性缺失。因此,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政治生态下,有必要创新政府理念、制度及社会文化,强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培育、引导,发展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双重主导的合作型社会管理体制与格局。

高校毕业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研究

高校毕业生存在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意识薄弱、动机个人化、对象选择功利化、理念偏差、技能匮乏等问题。建议开展认知教育、体验教育、环境教育、思想教育、朋辈教育及后续调研,以培养和锻炼毕业生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理与培养

合作型亲社会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主要类型之一,也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包括内部动力(善良动机和心理满足)、外部动力(同伴群体和社会环境)以及效果助力(过程顺利和结果良好)三大因素,同时遵循善良动机推动→同伴群体支持→社会环境鼓励→行为过程顺利→行为结果良好→个体心理满足的良性循环过程。在三大因素中,外部动力的作用尤为突出。应从心理动机、思想环境、同伴群体、教育模式四个方面着力培养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新生代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研究

新生代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成长,关系到学生迈入社会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从个体行为、社会环境、认知观念三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与外在因素之间的关联。并从基础、重心、保障和拓展四个维度探讨培养路径,以期通过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挖掘各方培养学生资源,构建积极正向的外在环境等,提高大学生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论广西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若干模式

后勤社会化是高校后勤改革的必然趋势。广西高校本着求真务实、注重效益的精神,经过几年的发展与探索,后勤社会化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校际联办型、依赖学校型、社会合作型三种基本模式,已基本实现后勤管理与经营服务的分离,后勤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得以体现。

信任理论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转型到"和谐社会"的诉求。文章以历史坐标中信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析,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后工业社会管理之理想模式,而合作型信任是构建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基础。鉴于中国现实情境不完善下合作型社会管理的建构,通过现代公民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培育促进合作型信任关系的形成是合作型社会管理得以实现的合理路径。

新生代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现状调查研究

调研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不同年级大学生、城市大学生与农村大学生、独生子女大学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各有差异。从工作对象、工作载体、工作方式三个方面开展工作可以有效培养大学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建构

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强调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在社会管理中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协同推进社会的良性运行。文章基于这一模式,分析了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资本现状——乡村社会资本断裂、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组织资本及体制化资本缺位,并从家庭、社区、社会及国家四个层面提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建构能够满足其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的社会资本的建议。

高校毕业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人格特质研究

合作型亲社会行为人格是高校毕业生必备的综合素质。对重庆市6所高校的1200名毕业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毕业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的积极人格特质有稳重型、干练型、随和型、率直型、助人型、活泼型6种类型。毕业生积极人格特质大多与合作型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或极其显著正相关性。建议从自我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互动教育和动态教育5个方面培养毕业生积极人格特质,强化毕业生合作型亲社会行为。

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及其当代意义

需要概念是马克思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人需要什么”的问题与他的共产主义人性观密切相关。需要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且为特定社会所特有。在近代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之间的需要对立可转化为颠覆现有社会的主观力量。马克思对劳动是否为一种关键性需要这个问题持有矛盾态度。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取代了平等、权利等概念,或者至少使这些概念相对化了,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没有给分配正义留下空间。面对环境危机等当代挑战,合作型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最能应对挑战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法律与民间习惯社会共治之现实可能性--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

法律与民间习惯的多元共治应当是社会规则治理的必选项。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法律抑或民间习惯与政治或经济子系统形成功能耦合的前提是,其存在条件由自身或社会结构的政治或经济子系统所提供。法律从单向度的价值法走向契约型的实证法,国家强制力不是构成要素而是实施保障。法律以形式上的理性化和适用上的普遍化为主要特征,内生于契约型社会;民间习惯具有原生性、特殊性和圆融性,内嵌于范围狭小的合作型社会,以价值认同与舆论压力为实施保障。当代中国社会既不是单一契约型社会也不是单一合作型社会,而是契约型因素和合作型因素兼有的混合体,中国社会规则治理应当转向法律与民间习惯的二元共治。

构建和谐社会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型,它蕴含着以人为本、协作管理、公平正义、法治有序等深刻的现代治理理念,对各级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和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政府主导——社会合作型模式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可供选择、比较恰当的一种治理模式。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大变革时代,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标志是创造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同时,创造性技术内蕴的变革力量正在解构那些由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因为它们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说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治理方式是与工业社会模仿的科学技术相适应并为其创设一种竞争性的环境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及其聚合需要的则是能够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的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对于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而言,它不仅要为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与聚合创设更具合理性的环境,而且还要积极引导这些技术的应用朝着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