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节制与激励及其社会后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理念也在不断重塑。为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引导人类的消费欲望。通过对我国消费由节制到激励、再到适度节制的转变历程与社会环境的阐述,分析了节制消费与刺激消费的社会影响,指出节制消费有助于保持经济稳定、增加储蓄、平衡财政收支,但对生产力、经济发展、消费品质与劳动力素质提升具有消极影响;而刺激消费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与生产力提升,但易引发消费主义,导致过度消费与浪费。基于此,提出构建适度消费、绿色消费与健康消费的消费理念。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科学技术社会后果辨析

科学技术社会后果,按照负效应的发生方向可以区分为背向社会后果、侧向社会后果两种基本类型.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产生,既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又有某些社会性原因.解决科学技术社会后果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做全方位的思考,通过多种视角、多条思路来确立合宜方略和寻找有效措施.

青少年网络成瘾特点及生理-心理-社会后果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所产生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后果。方法 2007年10-12月,以职校学生作为目标人群,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结果①网络成瘾32人,检出率为6.7%;②网络成瘾组与正常组在性别、城乡及是否独生子女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③网络成瘾组在网龄、每次上网时间上高于正常组,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网络成瘾组在上网次数、在线时间、每天/每周上网时间上显著高于正常组(P<0.001),网络成瘾组在线时间更长,上网次数更多;④网络成瘾组与正常组的上网内容比较,两组在信息与技术、性与游戏、娱乐放松、网络人际关系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网络态度上,两组的网络效能感、对网络的积极评价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在对网络的消极评价上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成瘾组的得分高于正常组。两组的网络情感上的比较显示,成瘾组的网络满意度明显高于正常组(P<0.001);⑤网络成瘾组与正常组抑郁得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成瘾组的得分高于正常组。两组在焦虑、生理后果、行为后果、经济后果、心理-社会后果方面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P<0.001),成瘾组后果更严重。结论网络成瘾的青少年花更多的时间上网,而且产生了更消极的生理、行为、经济和心理-社会后果等。

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性因素及其社会后果分析

农民收入问题关系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农民增收的外部空间逐步打开。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农民增收目前还受到土地制度、农村财税和金融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劳动力市场制度、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合作组织建立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不足和贯彻不力,其不良社会后果将会给农民的增收之路带来重重困难。

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从契合到错位的社会后果探析

村庄成员权与农地承包权的初始契合随村庄成员数量和农地政策变动而错位。两权错位中村庄成员分化,导致集体权属虚化、治理资源匮乏、社区认同消解、道义观念分化等共同体瓦解的社会后果。在稳定农地承包权基础上,现行农地制度需要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村庄生活共同体的再造。

农民工身份困境及社会后果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不断地发生变动,30年过去了,他们中有许多早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制度对他们的身份认可却严重滞后。目前农民工存在着被看做农民、被看做工人、被看做非工非农等多种身份标签,身份压力由此产生,并酿成多种社会不良后果。中国现有农民工社会制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农民工有关,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受到农民工问题的制约,因而围绕农民工的相关制度改革宜早不宜迟。

从生命伦理看吸毒行为及其社会后果

围绕吸毒行为的性质和吸毒者的社会身份,我国法学界、医学界和社会学界先后提出"违法说"、"犯罪说"、"疾病说"与"受害说"。因不同观点强调吸毒行为的某一特性而使争论延绵至今。本文从生命伦理学角度切入争论,廓清个人行为与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传统学科的研究做出了分析和补充。

不良教育研究的社会后果:以美国为例

本文以美国的一些“不良教育研究”为例,介绍分析了美国学者有关“不良教育研究”的省视与反思,揭示了“不良教育研究”中的政治投机现象和虚假的“科学性”外观,提出教育研究必须注重研究的价值前提假设,注意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及其控制

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问题,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在50、60年代,我们比较强调科学技术对生产的依赖性,以及社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决定作用。在7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比较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在我国四化中的关键作用。随着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现代科学、技术得到广泛的引进。

论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及其控制

本文从技术自身的逻辑结构和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剖析了造成技术社会后果的内在原因和表现方式。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讨论了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进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并为国家制定技术政策和技术立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和操作建议。

集体谬误:社交媒体时代政治议题两级传播的社会后果

社交媒体使得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其建构社会认知的功能逐渐被人们所肯定,但其传播导致的社会后果却往往出乎意料、难以把控。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作为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两级传播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是否仍然适用。使用政治经济学纳什均衡模型建构和推演分析的方法,证实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政治报道中观点的传递、媒体的议题、舆论的走向若仍然遵循两级传播的过程,最终导致的社会后果将会是集体谬误。

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离村的逃荒性及其社会后果

受时代条件所限,逃荒性成为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商村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无论是以乞讨为目的,还是以外出谋生为目的,农民高村都呈现出浓郁的逃荒色彩。农民高村的逃荒性带给社会许多不良后果,在激发与流入地居民矛盾、扰乱社会治安的同时,还产生了两个危害社会的群体——盗匪与乞丐。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流动的社会后果分析

文章以实证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表明,社会流动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村民观念转变及工业化、城市化具有正向功能;同时也显现出了乡村稳定问题、教育问题、村民再社会化问题和流动村民生活高不确定性问题等负向功能。

关于技术发展社会后果及其控制的思考

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广泛应用,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也使人类面临技术的挑战。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思想存有缺陷,但是其对技术文明的反思和觉醒具有深刻和长远的意义。文章分析了技术发展的社会后果,并探讨了其社会控制内容和方法。

后果主义法律推理:从司法后果到社会后果

法律推理中的后果涉及到司法后果和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司法后果是裁判理由的“逻辑意蕴”,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是“或然性预测”。基于司法后果的后果主义法律推理能够满足可预测性、可普遍化和可评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这是其得以成立的法理基础,但行为后果等社会后果不能由此被完全排除到后果主义法律推理的考虑范围之外。司法机关既不应对社会后果视而不见,也不能唯社会后果来裁判案件。从司法后果向社会后果的迈进可以弥补形式主义局限、回应社会变迁需求且在技术层面具有不可避免性,但应以一定的方式来满足前述三个方面的要求。

中国房地制度的扭曲与其经济社会后果(三)

五、高房价是土地管理取向、体制和政策造成的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样高，舆论上普遍指责房地产开发商，包括一些经济学家批评房地产商谋取暴利，我认为这是有偏颇的。中国高房价的彤成，与对住宅建设用地供应的行政和计划控制，土地供给市场的政府寡头垄断，地方政府将几十年土地收益一次性收支的房地产财政，以及对住宅不征收房产税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果

清代江西溺婴非常盛行,不仅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泛,数量多、比例高,而且其手段残忍。导致溺婴的原因各种各样,经济贫困之下的奢嫁之风和传统思想观念是导致溺婴的主要原因。溺婴的盛行对清代江西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使人口增长相对缓慢,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并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促使了家庭的贫困和传统思想观念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