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行政动员与社会吸纳:安置社区混合治理实践及其反思

安置社区的过渡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事务数量远远多于农村社区和成熟的城市社区。为了维持安置社区的公共秩序,基层政府采取了行政动员和社会吸纳相结合的混合治理策略,具体包括对社区干部的行政化动员、对半正式精英的组织赋权以及对非正式积极分子的社会吸纳。混合治理不仅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情感治理的叠加,同时又能完成对居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和现代公共规则的输入。混合治理结构匹配了安置社区处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二元过渡状态,决定了安置社区内部既有现代化的技术治理和社区行政化需求,又有熟人社会非正式治理规则的运用。但混合治理结构中由于行政动员过于强大,从而限制了社区自主性和居民自治性的发展。安置社区中的混合治理要重新塑造政府主导下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边界,更大程度地发挥社区的自主性。

市场吸纳社会的逻辑、风险与治理——卡尔·波兰尼视角下的中国网约车市场发展过程(2014—2022)

在卡尔·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学视野下,市场吸纳社会意味着原处于社会中的人及物质等要素会被吸纳到市场中并反作用于市场扩张。中国网约车市场扩张表明,该吸纳过程内含三种逻辑:第一,商品化逻辑,通过激励机制吸收大量的劳动者并出售他们的劳动力产品;第二,利用数字技术落实自律性市场理念,从而在商品化逻辑基础上实现效率逻辑;第三,通过市场对社会的实质嵌入,利用交易者的社会动机消除效率逻辑与实际交易状况之间的摩擦,从而形成互惠逻辑。这三种逻辑共同塑造了网约车市场的认知合法性并支撑其扩张。但是,市场吸纳社会的逻辑蕴含着潜在风险,这包括劳动者异化风险、市场竞争风险以及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虽然三种风险在推动政府响应社会保护诉求的效果上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霸权所主导的市场扩张运动。

“群”以“类”聚: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直联式吸纳——基于G省L镇“微信动员”的个案考察

社会吸纳机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制度设计。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应用,相较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精英的吸纳,针对普通民众的吸纳机制出现了积极动向。直联式吸纳便是一种针对普通民众的吸纳模式,其典型特征是“群”以“类”聚,即用“共同规律”找寻可靠的“自己人”。直联式吸纳表现出双重“自己人”效应,呈现出由“准行政人员—积极配合者—服从管理者”的递进式吸纳特征。其核心运作机制是渗透机制和剔除机制,通过身份认同和行为鉴别,寻找到普通民众中的“自己人”;目的是通过“自己人”渗透进社会,以掌握真实信息或协助完成某些事项。新媒体社会下的“社会吸纳2.0”,与传统吸纳模式有明显区别,这为营造良好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

行政吸纳社会: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

过渡型乡村是城乡交融过程中的新乡村图景。人民调解是过渡型乡村的诉求回应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人民调解功能与过渡型乡村治理效能相关联。以苏南A村为例,基于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构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行动中的治理结构”分析框架,探究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与困境成因。研究发现:过渡型乡村在生产、生活维度呈现出非同步离散特点,混合性纠纷频生,社会结构复杂化。但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却呈现权宜式行动策略,调解功能走向失灵。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困境折射出基层治权强化与社会控制弱化的悖论。困境成因在于基层政府通过控制与同化在过渡型乡村建立起“行政吸纳社会”的单向度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与复杂化的社会结构错配,人民调解功能被消解。要恢复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的功能需要搭建双向度混合治理结构,推动调解主体社会再嵌入,实现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功能预期与实践的合一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有效。

从行政吸纳社会到相互赋权:网格化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浙江省J市的经验

当前网格化治理已成为基层治理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如何不断检验和完善社区网格化机制,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更好地激发治理效能,彰显制度优势,有赖于厘清基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界限。随着网格化治理的不断迭代升级,其背后的生成逻辑从行政吸纳社会进化到政府与社会双向赋权。这种政社关系的良性互动反过来又有利于网格化治理的优化,从而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政府和社会的双向赋权力图实现政社多元治理结构性力量的均衡,进一步激发网格化治理的效能,有利于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形成多元、良性的互动。

慈善会的功能拓展与社会吸纳——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的分析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部分社会治理功能被剥离出来转移给慈善会,原来由政府完成的行政吸纳也随之转变为由社会组织实施的社会吸纳。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为例,通过对其功能及拓展途径进行系统梳理和经验分析,揭示了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吸纳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精英吸纳和公众吸纳,以及两种不同模式,即体制内吸纳与体制外吸纳,并进而对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延伸思考,以期为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参考。

“社会吸纳”何以失效?——一个国家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

作为突出社会参与、活化社会能动性的"社会吸纳机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但在实践中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本文通过观察一个国家项目的运作过程,从民众权利诉求本身及其与中国社会情境的匹配考察社会吸纳失效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情境中,社会吸纳的目的和作用被消解:一方面,生存权或社会经济权利诉求与公民权利诉求的复杂并置,使基于公民权利诉求回应的社会吸纳机制的作用基础失效;另一方面,由于权威体制对政治风险的高敏感,权利诉求反而成为公众以"曲线"方式实现自利性诉求的工具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风险和冲突的持续。同时社会吸纳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并没有与社会相匹适,无论治理对象抑或是吸纳手段都悬浮于具体社会情境中,使得社会吸纳的效用进一步弱化。以上讨论打破了社会吸纳的幻象,如何确保吸纳广泛而有效,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于个案的描述和分析

康晓光、韩恒借鉴"行政吸纳政治"的分析范式,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领域的变迁。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对我们整体把握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现状而言,"有着较大的解释力"。以一家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为例,考察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并检验理论的描述和解释能力,同时,找出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框架下不同策略的使用条件及其背后的实践逻辑。

行政吸纳社会的“新边疆”——以北京市慈善生态系统为例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现代中国慈善生态系统初步形成。自然、民间和政府三种力量分别建立起三种相应的系统结构,共同支配着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运行。比较而言,自然形成的秩序最为稳固,而且能够与其它秩序顺畅兼容;民间建构的组织结构最不健全,而且最为脆弱;政府的统合结构最完善,也最为强大。这种秩序格局是新公共管理嵌入行政吸纳社会的结果。在慈善生态系统中,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行政吸纳社会的“限制”策略,另一方面借鉴新公共管理完善“利用”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慈善组织的“分层控制”策略,进一步拓展了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现实实践。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服务吸纳社会”:服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N市L社区的个案分析,从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体系创新两个维度考察现代社会工作服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人口流动导致传统乡村治理体系失效,倒逼基层社区治理结构转型;通过阵地建设优化社区服务供给结构,主动创新社区治理体系。服务型治理的基层实践逻辑是"服务吸纳社会",具有基础性、服务性、协助性和授权性等基本特征,且作为社会工作组织服务型治理实践逻辑的"服务吸纳社会"是一种行政授权下的委托型治理。"服务吸纳社会"意在超越传统国家社会理论视域,将现代社会工作视作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中国PPP项目的社会资本吸纳

地方政府如何在公共部门激发市场活力,以及如何针对自身条件更为有效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层面的微观数据,验证地方政府引导市场的措施对公共领域社会资本吸纳效果的影响。本文发现,地方政府的收益支持、推进效率和权利让渡是吸引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上述引导市场措施的效果受到项目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而且在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财政实力、公共品供给水平之后仍较为稳健。在进一步区分社会资本的所有制类型后发现,权利让渡是吸引民营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对现有制度背景下的PPP模式研究,本文做出了两方面的补充,一方面弥补了现有研究在项目层面的微观证据的缺乏;另一方面为改善PPP模式的社会资本吸纳效果、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与政策建议。

从“行政吸纳社会”到“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国家-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以D市S镇志愿者协会为例

随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日益频繁,剖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动态变迁,既是理解我国政治社会的窗口,也是理解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以D市S镇政府与S镇志愿者协会关系的变迁为案例,研究发现团镇委与镇志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行政吸纳社会”到“行政吸纳服务”的变迁过程。团镇委基于地方经济需求的驱动和工作重心的转变,主动调整了在S镇志愿服务中的行动边界,将“控制”策略转变为“支持”策略,完成了其与镇志协关系的变迁。这一研究超越了现有基于“大历史”维度的宏观、静态的结构性研究和策略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还原了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真实图景。

权威分化、行政吸纳与基层政府环境治理实践研究

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实践始终嵌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情势之中。基于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过程的实地研究发现,环境利益冲突引动乡村权威结构分化,基层政府为整合乡村权威结构以快速推进环境治理任务,经历了从精英合作到体制控制的策略演变过程,其整体表现为“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吸纳的后果是在乡村社会建构了环境治理行政化的格局。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的权责分配体系,完善环境合作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和民众获得感提升上实现双赢。

分层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的新模式——基于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授权社会组织对其他社会组织实施所授权的管理,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分层管理。通过对A市志愿团体管理创新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分层管理呈现“政府选择性授权、以社管社”的核心特征。其中“,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授权对象在政治上可信赖、管理上可依靠;二是授权内容以执行性、服务性职能为主。分层管理是社会发展新阶段政府提高管理效率、控制政治风险的优化选择,是行政吸纳社会理论核心逻辑在变化的社会情境下的强化与延伸。通过分层管理,我国政府在保障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有效回应了社会需求膨胀、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带来的管理挑战。

延续与断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城市治理体制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过对单位体制、街道体制和社区体制的梳理,发现影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延续要素包括政治教化的观念制度、柔性渗透的权力体系以及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断裂要素包括单向强制的社会沟通、国家控制的资源调配以及情感纽带的空间格局。在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呈现出“国家吸纳社会”的特征,具体包括与国家总体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与规范,与国家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国家参与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国家引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力量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