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团结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他人的情感联结和关切,其与社会长期存在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辨析了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团结度的多重机制:(1)传统文化能够为人际交往提供共享性的基本道德资源,使得人际在保持彼此独有特征的同时,在是非判断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2)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一种面向全社会成员的共享性身份建构,以此勾连社会上的不同个体,让“内群体偏好”得以拓展到整个社会;(3)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帮助行动者完成惯习的跨场域迁移,以其他场域所培育的行为模式、价值标准和态度倾向来达成维持社会团结的目的;(4)传统文化可以形塑个体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认知框架,从而通过注意力分配等机制让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做到“求同存异”;(5)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提升社会团结,而传统文化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内容并调节个体内化集体记忆的具体过程,以此作用于社会团结。

从民间醒狮看村落的社会团结——基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

该文旨在运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分析探究民间醒狮对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深入研读迪尔凯姆的著作《社会分工学》,以“醒狮”“社会团结”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学术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为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得出,醒狮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中扮演着加强社区成员间情感联系的角色。

青年“断亲”:社会团结境遇下的弹性社交失范——基于粤东潮汕C村的经验分析

青年“断亲”凸显了亲情关系中的断裂,作为一种社交实践,其往往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这是准确理解“断亲”本质的关键。在注重团结的中观社会结构情境中,“断亲”构成与传统秩序、社会期待相悖的失范现象。借鉴默顿社会失范理论,对粤东潮汕C村田野经验进行提炼,“断亲”的理想类型与生成机理得以体系化呈现:仪式型“断亲”主要发生于较高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个体目标追求与社交群体发生变更,使亲情社交边缘化;抵抗型“断亲”主要发生于较低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青年将亲属网络视为替代性工具手段,对亲情社交进行优先级重组;遵从型“断亲”主要发生于中等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青年对生活话语权的强烈要求,为避免矛盾而主动减少亲情社交。“断亲”的多元类型交织形成社会团结境遇下的弹性社交失范,体现了青年与亲属网络之间的不协调,也反映出亲属网络的支持能力弱化,这需要社会各界加以重视并积极应对。

社会团结理论视域下周齐兴亡比较研究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社会分工是有机团结社会的物质基础,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社会的精神基础。西魏北周广募关陇豪右、改郡望、恢复胡姓和赐姓,其目的是企图通过改革建立关陇统治集团的同质性,强化统治集团的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得以建立,原因在于关陇地区的社会文化状况较关东落后,胡、汉统治集团具有同质性的基础。西魏北周的改革最终成功地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东魏北齐的社会团结类型以有机团结为主,是基于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的异质性和社会分工而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运转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协调能力。北齐后期,后主高纬任用恩倖、诛杀鲜卑名将和汉人大臣,破坏了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团结,导致国家政局混乱,以致亡国。周、齐的社会团结类型与施政措施及其影响的不同,是两个国家兴亡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周齐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互嵌式社会:全方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团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五个嵌入”的要求,融汇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各项内容,从物理空间到心理认同,深刻指明了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丰富内涵和前进方向。这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五个认同”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互嵌式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立足社会团结全方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社会基础。

涂尔干“社会团结”理论的东亚际遇

涂尔干在社会团结论中试图通过对两种不同社会联结类型的界定,揭示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轨迹。面对现代社会的失范状态,涂尔干主张重建职业共同体并以职业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代替传统道德,在个体间、个体与社会间重系断裂的社会团结纽带。然而涂氏社会团结理论在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之间的过渡阶段、职业共同体特征等方面缺乏准确概括,对非西方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性方面估计不足,从而使其在东亚社会存在较为明显的理论缝隙。具体到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不同体制,但其企业内部传统的机械团结模式非但没有走向衰败,相反却呈现出愈加强盛的发展趋向。社会团结理论在东亚的际遇充分展现了人类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复杂互动过程,足以引发研究者的深度省思。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疫情中的社会治理策略:社会团结与传染病菌的对抗

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疾病危害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其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从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上讲,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影响是社会性的:它通过社会连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时空伴随的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高度重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不同的冲击。更为根本的是,新冠病毒的传播也毁坏社会连接,直接攻击社会团结,动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根本基础。传染病菌与社会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瘟疫能够动摇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危及人类社会文明与文化。理论与实践证明,巩固的社会团结与协同合作是应对传染病菌挑战的社会前提与基础。

社会团结的先声:皮埃尔·勒鲁的贫困治理思想

19世纪中期,产业工人贫困问题在法国社会凸显,社会主义者纷纷提出改革方案,限制自由市场竞争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皮埃尔·勒鲁认为,贫困现象源于19世纪法国社会道德的衰落与统一共识的破碎;治理贫困不仅需要从实践上变革劳动组织和所有权,更要在社会智识中建设稳定的道德秩序,以个体间的世俗团结重塑慈善伦理。这一思想开启了法国社会团结理论的先声,促使19世纪法国慈善话语从以教会救济为主的慈善伦理,向以社会责任为主的世俗团结原则转换,对法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形塑社会团结新样态:组建社会工作部与治理结构体系化探析

现代社会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与团结整合是国家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国家既要加强政治团结,也要加强政治团结与社会团结相互配合的大团结。社会团结与整合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依托。社会团结与整合的实现,既有自发的生成机制,亦有自觉的生成机制。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变迁与转型的时代,社会分化呈现出普遍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来加强社会整合。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集中体现在两个维度:以政治团结的方式提升社会团结;以社会善治的方式增进社会团结。前者在统一战线中得到充分地证成,后者散布于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为良好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团结提供新的支撑: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统筹调和多样社会力量的根本保证,政府职能统合是应对社会治理复杂性的关键要素,民间社会的动员与共同参与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有利于构建和完善自觉的社会团结机制,即以社会善治推动社会团结。社会工作部的组建,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化与集成化的发展方向,将开创社会团结与整合新格局,打造中国特色融合大党建、大统战、大社会的大治理格局。

“附近的体育”:地缘生活体育的社会团结功能及建构路径——基于上海市ZS街道生活体育社团的调查

以地缘性的嵌入与“脱嵌”理论为基础,基于上海市ZS街道生活体育社团的实地调研,探讨地缘生活体育对基层社会团结的重要功能,及以地缘生活体育为媒介的基层社会团结的建构路径。工业与信息社会的发展使社会成员日益脱嵌于“附近”的生活,在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建立社会关系,基层地缘空间出现空心化的形态,地缘共同体趋于解离。地缘生活体育是以基层地缘空间为依托的具有具身性与地方性、开放性与生活性的体育参与形式,地缘成员之间面对面的体育参与和互动能增进深度的社会交往。地缘生活体育蕴含着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地缘交往空间内建构平等的沟通、信任和互惠的关系,培育地缘性的社会资本。发展地缘生活体育,有助于社会成员重新重视其“附近”的生活场域,产生共同体的意识和情感,建构地缘共同体以增进基层社会的公众参与及优化基层社会的有序治理。

去污名化与社会团结重构:自然人破产法的现代进路

破产污名作为阻碍现代自然人破产法生成的对抗因素之一,根植于个体对集体意识所划定的借贷行为规范的偏离,是该偏离的消极标签。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在初级社会中,破产法承载破产污名,压制破产者以维护集体意识,保持其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随着初级社会向分工社会发展,尤其是面对现代的债务危机,自然人破产法逐渐与污名分离,破产污名留存于社会中,阻碍了自然人破产法发挥修复分工的作用。自然人破产法通过去污名化、修复社会分工等现代进路,使社会分工对社会团结的维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进路——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涂尔干社会团结的理论与思想虽然已历经百年,但对研究当下不断分化的社会形态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仍具有现实意义。尤其随着分工不断深化,社会异质性逐渐增加,社会面临个人主义膨胀的风险。经济生活与职业团体成为构建人们集体意识的空间与场域,人们与社会的联结逐渐减弱,日常生活面临私有化趋势。研究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辩证统一有助于社区从集体意识、群体认同和民众社区参与两个层面来激活社区秩序建构与社区内生性发展的动力。而职业团体与道德整合的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意义与实践,构建紧密的集体道德生活空间。

党内法规的社会团结功能探析

社会团结理论起源于社会学,社会团结功能作为研究法学领域问题的范式已愈发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根据涂尔干社会团结功能理论,社会团结功能的实现需要中间介质这一调节系统,但关于中间介质形式的争议尚乏定论。党内法规是依法治党的基本规范,亦具备中间机制所要求的价值引领、规则约束、社会缓冲和集体权威等必要特征。同时,在社会团结功能的实现路径上,其既有与职业群体、社会组织、法律等中间机制的共性,又兼及自身的特性。当然,党内法规在发挥社会团结功能的内容和结构上仍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多元利益诉求:农村社会团结纽带的断裂逻辑——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利益纷争弱化和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支持性力量,社区异质性增强,内部分化加剧,产生了诸如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开始凸显、村民与村民的分化不断增加、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等一系列失范行为,这些问题再生产的机制是群体、组织、个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割裂了乡村社会的团结纽带,其根源是公共物品的分割性特征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友谊的可能性 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社会团结中的法律——略论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作为学院派社会学的创始人 ,法国近代社会理论家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始于孔德的社会学方法 ,另一方面坚持启蒙主义传统 ,试图用规范的社会学方法给予社会整体一个理性主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