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团结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他人的情感联结和关切,其与社会长期存在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辨析了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团结度的多重机制:(1)传统文化能够为人际交往提供共享性的基本道德资源,使得人际在保持彼此独有特征的同时,在是非判断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2)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一种面向全社会成员的共享性身份建构,以此勾连社会上的不同个体,让“内群体偏好”得以拓展到整个社会;(3)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帮助行动者完成惯习的跨场域迁移,以其他场域所培育的行为模式、价值标准和态度倾向来达成维持社会团结的目的;(4)传统文化可以形塑个体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认知框架,从而通过注意力分配等机制让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做到“求同存异”;(5)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提升社会团结,而传统文化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内容并调节个体内化集体记忆的具体过程,以此作用于社会团结。

团结抵御风险:韧性安全城市的社会治理之维

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逆转,与之伴随的是不确定性强、复杂性高、危害性大且难以感知的现代风险。这构成了现代化的所谓自反性,对具有循规蹈矩、规避责任等结构性问题的科层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原子化和经济生活的高度组织化之间的反差,是风险社会的结构性成因。社会团结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治理的困难。文章从社会团结理论出发,分析个体化危机对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应急管理模式构成的深层次挑战,提出应将应急管理引向为安全治理。通过吸纳社会力量,构建安全治理共同体,以提升安全治理韧性水平。改造个体间社会关系、通过治理行动促进多元主体团结、优化政府条块关系、培育社会共同体意识,是提升风险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党建引领是打造治理团结的关键因素。通过制度、机制、组织和文化的相互促进,实现个体的凝聚动员以及多方治理主体的价值整合与行动协同,确保在风险情境下发挥最大合力。

统战团结精神与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工作,实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体现了统战团结精神。现代社会乃是有活力、有序的组织化社会或有机社会,社会学有关有机团结思想有益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统战工作达到的团结,显然不是机械团结,而是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有机团结,是统战团结。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以尊重分工但又超越分工及其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致力于重建社会关系,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团结,形成了优越于自由主义政体的现代社会动员及其组织化传统。新时代中国统战及其社会的组织化,特别体现为:国家民族的集聚与认同建构;吸纳与团结知识分子以推进社会的理性化;吸纳和团结新的阶层人士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以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从民间醒狮看村落的社会团结——基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

该文旨在运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分析探究民间醒狮对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深入研读迪尔凯姆的著作《社会分工学》,以“醒狮”“社会团结”等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等学术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为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研究得出,醒狮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中扮演着加强社区成员间情感联系的角色。

青年“断亲”:社会团结境遇下的弹性社交失范——基于粤东潮汕C村的经验分析

青年“断亲”凸显了亲情关系中的断裂,作为一种社交实践,其往往发生于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这是准确理解“断亲”本质的关键。在注重团结的中观社会结构情境中,“断亲”构成与传统秩序、社会期待相悖的失范现象。借鉴默顿社会失范理论,对粤东潮汕C村田野经验进行提炼,“断亲”的理想类型与生成机理得以体系化呈现:仪式型“断亲”主要发生于较高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个体目标追求与社交群体发生变更,使亲情社交边缘化;抵抗型“断亲”主要发生于较低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青年将亲属网络视为替代性工具手段,对亲情社交进行优先级重组;遵从型“断亲”主要发生于中等阶层的青年群体,其作用机制是青年对生活话语权的强烈要求,为避免矛盾而主动减少亲情社交。“断亲”的多元类型交织形成社会团结境遇下的弹性社交失范,体现了青年与亲属网络之间的不协调,也反映出亲属网络的支持能力弱化,这需要社会各界加以重视并积极应对。

社会团结理论视域下周齐兴亡比较研究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社会分工是有机团结社会的物质基础,集体意识是机械团结社会的精神基础。西魏北周广募关陇豪右、改郡望、恢复胡姓和赐姓,其目的是企图通过改革建立关陇统治集团的同质性,强化统治集团的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得以建立,原因在于关陇地区的社会文化状况较关东落后,胡、汉统治集团具有同质性的基础。西魏北周的改革最终成功地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东魏北齐的社会团结类型以有机团结为主,是基于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的异质性和社会分工而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运转依赖于最高统治者的协调能力。北齐后期,后主高纬任用恩倖、诛杀鲜卑名将和汉人大臣,破坏了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团结,导致国家政局混乱,以致亡国。周、齐的社会团结类型与施政措施及其影响的不同,是两个国家兴亡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周齐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互嵌式社会:全方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团结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五个嵌入”的要求,融汇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各项内容,从物理空间到心理认同,深刻指明了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丰富内涵和前进方向。这对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五个认同”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互嵌式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立足社会团结全方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社会基础。

民族团结的社会学分析——基于迪尔凯姆社会团结理论分析

以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论为理论指导,阐述了民族团结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构建民族团结的两条路径:一是重建少数民族的集体意识,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扎实社会团结的基础;二是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性,促使各民族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分工,提高社会有机性,形成各民族间平等合作、互助互利的关系,增加相互依赖性。

多元利益诉求:农村社会团结纽带的断裂逻辑——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

利益纷争弱化和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支持性力量,社区异质性增强,内部分化加剧,产生了诸如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开始凸显、村民与村民的分化不断增加、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愈发紧张等一系列失范行为,这些问题再生产的机制是群体、组织、个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割裂了乡村社会的团结纽带,其根源是公共物品的分割性特征与制度的路径依赖。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如何促进社会团结？--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及其启示

社会构成多元复杂的新加坡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遭遇族群冲突、邻里疏离和家庭分解等系列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发展社会团体、调整社会政策、重建集体意识等社会管理对策来促进家庭团结、邻里团结、族群团结和官民团结,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社会转型,也面临和新加坡同样的急剧社会分化和冲突,新加坡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

友谊的可能性 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社会团结中的法律——略论涂尔干社会理论中的法律思想

作为学院派社会学的创始人 ,法国近代社会理论家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始于孔德的社会学方法 ,另一方面坚持启蒙主义传统 ,试图用规范的社会学方法给予社会整体一个理性主义的解释。

社会团结中的集体意识:知识谱系与当代价值

自涂尔干开始,主流的西方社会学就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生成和延续的基本动力,并且从西方社会实践中抽象出职业伦理、新教伦理以及交往伦理等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但是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社会不合作现象表明,高度不确定性这一新的社会特质,尤其是社会个体化趋势使集体意识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代中国以一致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创造出良好的集体意识,从而维持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团结状态。集体意识的知识谱系及其与西方社会互动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需要通过共同体重建来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团结局面。

从国际社会团结看逆全球化产生及应对——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

随着逆全球化不断蔓延,探讨逆全球化产生的因果机制,成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这一时空范畴,尝试从行动者“认知—行动”角度,对逆全球化发生的过程展开动态分析。国际社会团结是全球化作用下,国家幸福追求与幸福实践的统一,存在互利与自利两种路径。置身于国际社会团结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益受损之下,对于全球化存在“推动”或“阻挠”的选择难题,为了转移本国矛盾、获取选民支持,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利路径,由此导致逆全球化的出现。逆全球化集中表现为重利、轻义、玩弄规则。国际社会团结的未来走向将不会改变,面对冲击既要维护并完善现有机制,强化国际社会团结,同时也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安排。

排斥与团结:社会分层机制下的教育选择

文章提出在团结与排斥的分配机制中,教育选择成为既可以化解精英冲突,又能有效维持地位再生产的重要的社会维护手段,并对教育分流、考试制度和阶层传递这三种教育选择方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教育选择的后果是非整体性在生产和下层精英地位的崛起。

“个体化”的反思与“社会团结”的可能性

“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和基本趋势。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团结”何以成为可能,已越来越凸显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挑战。“个体化”一方面把个人从对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现代社会的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它又使人与人的结合,即社会团结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要推动“社会团结”的重建,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超越抽象的自由主义和共同体主义所代表的两极对立的立场,探求在差异性中实现统一性。而其中,超越“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生成“互依性社会关系”,对于“社会团结”的重建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失范与秩序:重思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

在深入解读涂尔干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本文对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全面探讨。文章指出,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涂尔干敏锐地把握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劳动分工而促生的有机团结的社会关系,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新型社会团结得以可能的理论逻辑,进而阐述了现代社会在经济、社会与宗教层面所面临的失范危机,并开出了应对这些严峻危机的理论药方。因此,对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的当代思考,不啻为当下有关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借鉴。

社会团结、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团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传统社会的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基础之上,社会人格吸收个人人格;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建立在分工与交换互惠的基础上,个人人格保持独立。机械团结社会的控制方式是国家一元化的统治或管理,有机团结社会控制的方式是以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立与合作为基础的多主体治理。现代国家治理立基于有机团结的社会,其最佳治理状态是善治。善治实现的根本途径是法治,因为法治具有提供治理合法性、行为指引、社会公正和防止人的任意性等的特有功能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