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地位、社会资源与青年幸福感的关系——社会流动预期的缓和作用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21年数据,选取18~45岁青年群体,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研究主观社会地位、社会资源和幸福感的关系,并通过分组回归检验社会流动预期在其中的缓和作用。研究发现:总体来说主观社会地位下降会导致青年不幸福,社会流动预期对该影响具有缓和作用。分组分析显示:对社会资源较少的青年群体来说,主观社会地位下降会导致其不幸福,社会流动预期对该负向影响具有缓和作用;对社会资源较多的青年群体来说,主观社会地位下降对其幸福感没有影响,且社会流动预期的缓和作用也不显著。应重点关注农村、受教育程度低、低收入的青年,重点提升他们的向上流动预期水平,保证社会资源较少的青年群体也能共享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

户籍身份转换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了吗?——基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两个视角检验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后(即农转非)是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看,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与城市户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户籍转换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已较好地融入城市;其次,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客观收入水平与实际社会地位平均高于农村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最后,从主观指标来看,农村户籍劳动者群体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评价高于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而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则高于城市户籍群体,原因可能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户籍及户籍转换劳动者实际工作总收入及ISEI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快,心理上的满足度也较高,也可能是受“知足者常乐”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尽管经过多轮户籍制度改革,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仍旧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转非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户籍身份转换劳动者群体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社会,说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社会地位。基于此,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市民化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等建议。

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发展与展望

南京大学是中国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通过对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梳理,把握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地理学提供有益借鉴。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的发展紧跟国际社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具有强烈的学科开拓性与创新性,一直以来其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地理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初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地理学性质与内容的研究上,近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城市社会地理学、乡村社会地理学及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分布规律、人口统计与表达方法、流动人口、女性地理学、城市空间、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管治、城市贫困、乡村经济、乡村城市化、乡村聚落、乡村土地利用以及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等多个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地理研究者对具有空间地域特征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吸收国外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地理学,这是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宏观背景。

教育如何改变命运?新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决定社会地位获得机制探索

将非认知能力引入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创建了NCA-B-D框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法,探究教育禀赋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本人教育履历显著驱动社会地位生产及其再生产;父亲与母亲教育资历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存在赞助性升迁效应;非认知能力积极促进社会地位生产及再生产;非认知能力在教育引致客观社会地位当期回报与跨期回报中都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非认知能力在教育激发竞争性及赞助性主观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教育通过非认知能力中介路径促成竞争性和赞助性社会地位再生产。研究结果为NCA-B-D框架提供了证据支撑,揭开了教育改变命运之谜,为教育赋能夯实理论基础。

主观社会地位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为探讨主观社会地位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采用青少年主观社会地位量表、亲社会冒险行为量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以及自尊量表,对1106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地位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2)公正世界信念和自尊不仅在主观社会地位和亲社会冒险行为之间分别起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两者间发挥着链式中介作用;(3)上述链式中介模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性别调节了模型中“主观社会地位—亲社会冒险行为”这一路径。研究为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引导和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证依据。

“努力”与“拼爹”影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研究

将个体“努力”自致因素与“拼爹”先赋因素作为解释我国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双驱机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路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个体“努力”对其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既包括直接提升作用,也包括增加上大学、创业、体制内就业等机会的中介路径;相比之下,“努力”的作用还低于父辈地位的影响,但“努力”作用的边际回报更高;进一步将样本分为“60前”、“60后”、“70后”、“80后”四个世代,或上中下三个社会层级,各组间系数变化及其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努力”的作用在趋于上升,父辈地位的作用则在减弱,且“努力”对社会底层家庭的作用更大。通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更换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得到了支撑。由此反映我国社会结构提供了努力者向上流动的渠道,折射出社会流动性的上升走势。

“数字文化资本”:青年群体的数字自我展示与主观社会地位

随着数字社会的兴起,青年群体有机会呈现自我的生活状态、管理自身的形象,从而实现自我价值感。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关注数字自我展示对青年群体主观地位的影响,以及家庭背景与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利用2017年CGSS的数据发现:不同阶层出身的青年在数字自我展示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数字自我展示能够提升青年群体的主观社会地位,是一种独特的数字文化资本形式;这种文化资本形式对于家庭背景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社会公平感较低的青年群体有着更加明显的积极效果。研究阐明了数字文化资本具有的社会流动效应与社会补偿效应,鼓励青年群体尤其是弱势青年群体在数字社会中表达自我,有助于提振他们对于社会地位的信心。

宋辽时期服饰与社会地位的关联性

通过研究宋辽时期的服饰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联性,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服饰上的差异,发现皇室和贵族的服饰体现出其高贵地位和权威性,士人和官员的服饰则体现出其文雅和世家文化,而平民的服饰则以朴素实用为主,体现出其平民性。此外,等级制度、文化背景、职业职责、财富认同等因素也对服饰的选择和风格产生了影响。

原生家庭与子代社会地位对子代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地位视角下,原生家庭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影响。研究发现,原生家庭社会地位尤其是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子代的社会地位,子女自身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增加他们的幸福感程度,并且原生家庭社会地位通过子代社会地位间接作用于其幸福感,即子代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和发展了“家庭背景效应论”“地位决定论”以及累积优势理论。

短视频视域下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的再思考

短视频视域下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已经变得更为普遍,并展现出新的特征。通过回顾短视频平台及其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从UGC平台的去中心化趋势,到推荐算法驱动的个性化内容消费,再到如今社交互动和多元文化展现的演变过程。揭示了互动与社交认同机制、算法推荐与内容流行度、多元化变现渠道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中的新特征。结果显示,短视频平台通过精准的推荐算法和强大的社交互动机制,使普通用户能迅速积累大量关注,获得显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短视频平台在赋予社会地位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突发性流量带来的经营挑战与心理压力、虚假人设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内容浮夸与真实性缺失等。短视频平台需加强内容监管和算法优化,确保创作者通过真实的能力和健康的方式获得社会地位用户需提高媒介素养,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短视频平台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

大学生主观社会地位的指标构成及特点

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对个体的成长及身心健康有显著影响.通过文献分析、结构化访谈,筛选出衡量大学生SSS高低的7项指标,并编制出大学生SSS量表在全国进行2次取样测试.经探索性、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检验,证明该指标体系信效度良好,能较好地反映当代中国大学生的SSS特点,是研究大学生SSS的有效工具;同时用该指标体系测查后发现,不同就读地区的大学生SS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大学新生与高年级大学生的SS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保尔斯顿的社会地图学思想探析——一种比较教育绘图理论

保尔斯顿是当代北美著名的比较教育学家,他于1980年代末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地图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地图学的具体内涵、地图类型及应用流程进行了系统论述,并运用该方法分别归纳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领域中视觉文化表征发生的变化趋势。社会地图学以独特的魅力为当代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空间工具和新颖的研究视角,将其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促进比较教育学者对理论结构和社会事件的解读和理解;避免比较教育学界出现知识霸权的现象。

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探究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稳定义务教育教师队伍,提升义务教育教师职业吸引力提供理论支持。基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2012年对9省20县(区)义务教育教师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定量模型研究方法对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我国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的整体水平较低;(2)人口学特征中的性别、有无子女两变量能够显著影响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3)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在地区、城乡、学段等劳动力市场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4)职称、年工资、教龄等工作特征变量能够显著预测义务教育教师主观社会地位。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社会地位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目的/意义】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鼓励农村人才回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方法/过程】基于2018年CLDS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地位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结论】结果显示:相较于单独考量社会地位感知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现得更加显著;在调节效应中发现,当外出务工经历与社会地位感知交互回归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女性比男性创业概率更高、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群体创业几率更大、东中部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概率较西部地区高。据此提出提升公共资源配置均衡性,推进城乡要素流动;普及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技术培训及创业培训;因地制宜改善中西部地区市场环境的对策建议。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历史社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其时空演变系统。它的根本特性是区域性、时序性、综合性、社会性和阶段性。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是一门综合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的整合学科。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应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其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主观社会地位对人工智能负面态度的预测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冲击和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可能从中感到工作、资源或权利被剥夺的威胁,从而产生对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负面态度。为探讨主观社会地位对人工智能研究态度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本研究采用主观社会地位量表、人工智能威胁感知量表、自由意志和决定量表的分量表等收集482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1) 主观社会地位能够负向预测个体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态度;2) 人工智能威胁感知在主观社会地位和人工智能负面态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个体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调节了“主观社会地位–人工智能威胁感知”这一路径。研究对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的研究发展有积极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社会地理学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全球化、国际化和地方化的宏观背景下,国家产业结构基本实现重构和转移,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加大,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区域和城乡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由于社会劳动分配和收入差距的不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例如结构性调整导致下岗人员增加和新贫困阶层,按劳动技能支付报酬派生社会极化现象,流动人口集聚导致城市新贫民区等等。从社会发展和政府功能的转变趋势看,比较重要的社会问题温床已经形成。本文试图从国家需求出发,分析现状存在的社会问题以及正在造成的地理空间影响,尤其从城市社会问题着手梳理相关的成因和演化机理,倡导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地理学,为国家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幼儿园教师的主观社会地位及其改善

主观社会地位是个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得出幼儿园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结构要素包括权益保障、社会认同、职业内涵三个维度,其整体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水平,不同年龄、教龄、职称、岗位、学历、收入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幼儿园教师在评价自身社会地位时存在"他人取向"和"自我取向"两种取向,并主要受国家政策、社会认知、教师素质、传统文化、工作性质等因素影响。根据幼儿园教师整体社会地位与幼儿园内社会地位的关联与差异,改善幼儿园教师社会地位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宏观上应革新传统文化,落实政策保障幼儿园教师权益,加强幼教师资培养;微观上应改革管理制度及用人理念。

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2010、2013)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CGSS(2010年和2013年)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显著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即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将上升3.1%;(2)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3)社会地位流动性预期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

家庭住房租购选择之谜——基于主客观社会地位的视角

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运用Probit、IV Probit模型研究主客观社会地位对家庭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家庭主观社会地位主要受家庭资产状况的影响,而不是受户主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二者并不总是表现出一致性。(2)当前的和预期的主观社会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的住房租购选择,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家庭、农业户口家庭和一套房家庭中。当前主观社会地位每增加一个等级,家庭的住房自有率提高0.5%;而预期的主观社会地位每增加一个等级,家庭的住房自有率提高0.3%。(3)客观社会地位中教育、职业、家庭永久性收入对家庭住房租购选择的影响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