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基层社会控制方式的比较研究

同处江南的徽州与苏州,因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地社会控制的方式不同。徽州为宗法社会,明中叶以来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多是经由民间宗族组织实现的;而苏州则复杂得多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组织的多元控制格局,直至太平天国战后,民间组织才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比较两地社会控制的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对应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与社会发展路向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宋代土地神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

由于唐宋社会的转型,宋代的官方州县社稷正神逐渐处于“理正势弱”的衰微地位,相反地,宋代民间土地神信仰却十分活跃,它分布于农村自然村落和城市市坊,分别代表着乡间小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在地位上,民间土地神受制于兴起的代表城市上层阶层利益的城隍神。宋代的社稷神实际地位虽然低下,但它于理为正,在道义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统治者与民间仍然有意识地利用这个神灵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论宋代民间丧葬、祭祀礼仪与基层社会控制

礼制是制度化的伦理,扮演着社会控制的角色。丧葬与祭祀礼是形形色色的礼制规范中最重要的环节,宋代政府规范民间丧葬与祭祀礼仪,明确丧葬礼仪等级规定,以此确立民间精英及大家族的地方权力场域,形成地方社会整合的核心权力,而宋代民间大家族则通过家族墓祭与祠祭礼,团结家族成员,建构族长权力,加强对宗族成员控制。

论晚清基层社会控制的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中,清政府谕令各省创办团练组织。团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改变了晚清基层社会控制系统中绅士所具有的控制对象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基层社会控制

为维持社会秩序，减少社会犯罪行为或道德偏差行为的发生，台湾当局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管理政策来规范、管理与控制社会犯罪及偏差行为，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的治理目标。

近代云南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变迁

清中后期,团练势力开始崛起,这种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在保卫基层、消弭基层社会动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文以团练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云南团练组织的兴起、发展、向"团保合一"的演变及其最后的角色转变。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时期云南基层社会控制的演变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

明代仓政与基层社会控制——以预备仓和社仓为例

明代前期,预备仓为备荒的主要方式。它经历了一个由官督民办到官办的历程。尽管弊端百出,官方仍极力维持运营。明中后期以后,出现了由地方乡绅募捐为主的社仓,它在运营中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相互整合,在社区赈济和基层社会控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实力的消长,反映了官方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控制,而地方绅士势力却极力排挤,妄图独霸基层社会控制权的历史态势。

宋代礼制与基层社会控制相关性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礼”不仅仅是礼仪，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基本规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以礼治国”的核心内容。然而，在不同的时代，礼制有所不同，因而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也有所不同。文章选取了宋代官方礼制以及民间丧葬、祭祀礼制及其实施过程之中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革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期望通过这种研究加深对宋代社会历史的认识。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属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真空” ,地方社会的操纵权主要被士绅等精英阶层所把持。这一结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有变革趋势并逐步呈现一些现代化特征 ,特别是 2 0世纪 30— 40年代 ,国民政府推行以县域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改制并仍然断断续续地实行保甲制 ,使国家权力向广大农村社区渗透并有所扩张。因此 ,民国时期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变迁与地方社会控制问题 ,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与重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战争动员与基层控制关系论析

抗战期间,国民党党、政权力向乡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因应战争局势的急迫需要,统制人力物力实施战时总动员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着力构造的党政基层控制双轨,既是蒋介石个人及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理念使然,又是内外情势交迫下的现实选择。这一模式的实际运行,对战时动员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从黄州看明清宗族社会变化

明清宗族社会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化:在江南地区,由于农业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转型,推动着乡村社会市镇化而发生大规模士绅地主城居化,宗族社会出现“敬宗收族之义莫能讲求”的非组织化趋势;而在广大的商品经济并未取得突破性发展地区,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却在专制王权影响下发生宗族组织严密化。 黄州宗族社会系宋元以后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明清时期中国大多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相一致,仍处在农业自然经济状态,直到清光绪年间仍是“物无珍奇殊异之产,惟是稻菽麻麦棉布之属,生民日用所必需。”但在明清专制王权作用与士绅政策影响下,黄州宗族社会发生以宗族组织严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组织结构变化。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也是检验国家对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它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弱衍变。笔者在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的以社区制建设为方向的城市组织体制改革,正悄悄地使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分布发生迅速变化。这是政府为适应城市建设的更快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虽未触及整体框架的变动,但从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政府的许多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都明显地促进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分化和重组,使国家与社会之间原有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同时实现了政府对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动员,促进了城市基层政治的进一步成熟和城市基层社会的进一步稳定。

从制度层面看明代国家的基层社会控制

一 中国自专制体制的帝制国家产生后，不断地克服来自内外的异己力量诸如宦官、外戚、相臣、王府和藩镇等因素的同时，逐渐完善自身的制度体系，增强中央控制能力，并通过不断完善的地方官僚系统这一中介，达至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这种趋向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水平。

试析国民政府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管教养卫

管教养卫是国民政府乡村基层社会控制与建设的政纲,四者中,先有教养卫,后有管。蒋介石、杨永泰以及当时的众多县政专家对管教养卫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他们在理论上对管教养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加以改变、丰富,经历了从最初单纯强调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到与地方自治、保甲制度、新县制融会贯通的过程。在实际运作中,国民政府地方基层行政人员大多借用管教养卫的概念,以加强对基层民众的政治压制与经济盘剥,民众感受到管教养卫带给他们更多的是负担与义务,而非利益。管教养卫的提出与宣扬,是民国时期基层社会控制体系转型中国家行政控制力向下延伸的理论表现。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

清代地方政权最低一级为县。县以下基层社会中的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本文通过考察清代县以下行政区划的形态、依据、性质,探讨了里社、保甲制度演变的深层原因———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其中的位置及消长,揭示了原本对立统一的两方,如何在相互斗争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最终于基层社会确立了以士绅为主体的支配体系。

民国身份证件解读

户籍制度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制度，是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我国的户籍制度起源较早，发展较完善。据甲骨文记载，在商代就开始了人口登记制度。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1915年）、《县治户口编查规则》（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