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创新实践分析——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考察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维持国家稳定的关键。基层社会需求、矛盾治理短板、国家制度供给共同驱动着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创新实践的探索,由此应运而生的四川“诉源治理”、浙江“矛调中心”、陕西“两说一联”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并在提升矛盾化解质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树立品牌经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对这三个中国本土案例的考察,发现中国基层经验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敏捷治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还提供了可供借鉴与推广的经验范本:“诉源治理”构建追本溯源与未然防范的感知机制、“矛调中心”搭建部门集成与功能协作的灵活机制、“两说一联”创建集体动员与主体协同的回应机制,整体性视角下的三项机制融合,均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带来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我国基层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我国当前仍处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呈现类型多样化、复杂化诸多特征。层出不穷的基层社会矛盾,有其深刻的社会成因,单靠司法途径既不理性,也不现实。正确认识矛盾纠纷类型,科学分析其成因,创新预防与化解机制,为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提供保障。

基层社会矛盾协同调处机制的构建——基于民族地区实证考察的分析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民族地区基层已初步建立了多层次纵向协同、部门间和地方间横向协同、专业性与行业性协同,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社会矛盾协同调处机制,基于多个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矛盾调处案例的实证考察可见,在调处主体、调处过程、调处流程、调处区域、调处制度等方面依然存在碎片化问题和困境,难以形成协同效应。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社会矛盾协同调处机制的必要性,需要借鉴协同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而形成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矛盾协同调处的运行体系。

“微治理”: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的有效机制——基于常熟市H社区“微治理”的案例分析

"微治理"机制可以随时随地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中,了解可能发生的矛盾源头,具有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特点和优势。当整个社会上的"微治理"机制呈现出弥散性分布时,就构筑起一张有效的矛盾源头预防安全网,从而控制和消弭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常熟市H社区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微治理"以一个"楔子"的方式嵌入了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中,形成密集的治理网络,为防范基层社会矛盾的发生与发展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

论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化解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和社会冲突多发期。基于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诸如全方位的社会预警机制、科学的社会利益调节机制、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机制、有效的社会妥协机制以及社会疏导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对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机制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显现,化解难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基层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及时了解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和谐成了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查泉州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通过对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进一步探求预防和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现代化治理之道,即:变革社会管理理念,达成共识,筑就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基础;构建预防和化解各种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创建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化解机制。

基层社会矛盾及预防化解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Q市的调查比较

基层是疏导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道防线。本文通过对Q市十一个县市区基层社会矛盾风险要素调研样本的比较分析,识别出不同地区可能引起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因素,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构建基层社会风险预防化解机制的有效路径,围绕当前基层社会需要预防化解的主要矛盾、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主体、以及有效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等继续实践探索。

论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与社会稳定、群众幸福感密切相关。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矛盾在产生根源、矛盾类型、跨域属性、演化进程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治理环境的变化给矛盾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参与积极性有限、多元文化冲击、法治化水平和政策工具不足等短板。因此,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治理新格局应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角度出发,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则和治理手段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完善。

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展现与演进

基层社会矛盾作为我国众多社会矛盾的一种主要形式,需对其存在与演化进行研究。对此,首先须立基于我国总体"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就是多种社会形态的多重叠加。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形式则主要体现为社会怨气、集体性敌视、具体利益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金字塔堆积。这种堆积既是数量对比的呈现,也是能量传递之后的形态演化路径的标识。

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化解机制探析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基层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因为民众民主法治意识的提高与管理者能力缺失,利益主体和格局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与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失衡,民众的文化心理、不同宗教信仰等带来的行为差异以及宗族势力、家族势力等各种潜在的非正规组织势力与社会管理不善等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为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应着力从提升基层政府能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矛盾处理合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司法效能、强化公民素质、完善监督制约措施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构建一个和谐、有序、高效、安全、经济、系统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的运行机制,惟此方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社会治理创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模式分析——基于江苏三个典型案例的现实考察

社会治理创新的目的在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在近年来的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的契约治理模式、协商治理模式以及微治理模式,不仅化解了基层社会矛盾,而且其溢出效应表明这些治理模式也能够运用于其他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中。但是这些治理模式并非化解所有社会矛盾的万应灵药,要保持基层社会的和谐,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及原因探析

社会转型期,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主要在五个方面: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纠纷、民营企业用工劳动纠纷、产品或服务质量问题引发的消费纠纷、环境污染产生的生态纠纷。这些矛盾纠纷往往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为了能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笔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探析了五类基层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成因,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解决对策。

山西基层社会矛盾的区域差异与发展走向——以《民生大接访》栏目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城市化带来的原有资源的"溢价",这必然引发利益各方对"收益边际"的挑战和尝试。破解当代基层社会矛盾,有法治化、民主化、组织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不同思路。文章通过对《民生大接访》栏目播出的462个基层矛盾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山西11个市在基层社会矛盾的构成上虽呈现了不同的地域特征,但这些基本矛盾也都可循着基本的社会善意去化解。

对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问题的思考

为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各地已形成了一套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政策措施。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矛盾的处置力度较弱、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的原则,必须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到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要从预防机制、预警机制、应对机制、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强化基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化解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探究

我国社会体制转轨阶段是社会矛盾多发期,集中了不同体制下的矛盾。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要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出发。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根据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基本国情,坚持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基本原则。

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法治化提升途径初探

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化,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就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而言,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矛盾化解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补位乏力等问题。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之法治化提升,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拓展化解途径、推广在线解决争议方式。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大调解”机制创新

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如果对基层社会矛盾不加以重视和及时的协调处理,很容易使其演变为激烈的对抗性矛盾,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社会不良后果。调解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基础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分析了大调解机制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和长处,同时指出了现行大调解模式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针对性、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对策,以期探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调解机制,提高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冲突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基层社会矛盾调解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对乡村治理和矛盾化解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巨变,各种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由于农村居民法律意识淡薄和乡级政府被动的维稳政策,导致由于乡村基层社会矛盾引发的极端刑事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反响强烈。我国乡村需要引入乡村基层社会矛盾社会调解机制,鼓励乡村多元化社会主体参与到乡村矛盾调解中来,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和体系,提升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效性,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乡村协调可持续发展。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及其派生矛盾。尽管这些矛盾表现出易发、多发且诉求强烈、新旧矛盾交织的特点,但通过构建协商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等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安排更有效制度的途径,大多是可以化解的。

老工业基地农村基层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研究——以辽宁为例

当前社会矛盾大多存在于基层。基层是矛盾的源头,又是解决矛盾问题的关键。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及时就地化解,加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意义。剖析辽宁农村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现状及途径,进而研究老工业基地农村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情况,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效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