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论

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消除民间矛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着厚重的社会基础。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基础、人民调解制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最后强调,要好好珍惜和充分利用我国的本土资源——人民调解制度。

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罗村为例

外生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在地方实践中面临可持续发展困境,因此,如何激活村庄互助养老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浙江省中部罗村的田野调查,分析内生型互助养老运行机制的构建路径,阐明引导和约束运行机制的社会基础。研究发现,新乡贤、村集体及(新)村民等多元主体构建起组织建设、资金筹措、文化浸润以及行为激励四重运行机制。依托乡村精英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熟人社会的相互信任与面子竞争、地方知识的关联建构与拓展应用等乡村社会基础促进内生型互助养老实践生成,以软性约束方式保障实践长效运行。基于此,加强乡村社会建设、通过农民自组织互助养老应是建设内生型互助养老模式的核心要义。

数字下乡的技术偏向与基础再造——从“技术—社会”关系出发

无论国家话语抑或地方实践,均把数字技术上升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出位置。基于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社会”互动关系,本文从动力机制、价值面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系统剖析数字下乡的运行机理。数字下乡遵循技术由城入乡的单向转移、治理工具属性扩张与复杂社会事实简单化约的实践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被推崇至重要地位,衍生出数字下乡过程中的技术偏向;另一方面,在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施加影响的同时,推动了以数字支配治理为实质的“总体性权力”的形成。乡村数字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更好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必须找回并再造数字扎根乡土的社会基础,超越技术主体性扩张所带来的“总体性权力”,通过外源驱动与内生发展之融合来回归主体本位,借助赋能治理与赋权主体的协同来把握价值方位,依托智慧治理与治理智慧的经验汇通来适配城乡功能定位。

乡村社会“三治融合”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基础视角的分析

通过自治、法治与德治相融合以实现乡村善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实践。借助社会基础的视角,可以深化对乡村“三治融合”实践逻辑的认识与理解。在结构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会制约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发挥与相互融合。多地乡村通过机制创新来利用乡土熟人社会的资源,增强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约束,扩大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从而激活和培育了新的社会基础。凭借社会基础的支持与保障,法律和道德实施获得充分的社会助力,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维系和生产能力也得以增强。对于乡村“三治融合”实践探索的分析,揭示出激活和培育社会基础对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意义,此外还需要注重法治的规范、引领与保障作用。

“非陌生人社会”与关系信任:小型房产中介存续的社会基础

金融资本的快速扩张给中小企业的生存带来挑战,但资本扩张并非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都能取得成功,中小企业也不会任其“宰割”。本文以北京郊区S小型房产中介公司为个案,探求其在金融资本挤压下的存续机制与社会基础。研究发现,“非陌生人社会”的关系结构与总体性交往逻辑,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义务型、往来型、基础型关系信任,这构成小型房产中介取得客户信任、打破大型公司信息垄断的关键。此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小企业的存续机制,以及地方社会中关系信任的运作逻辑与条件。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与动力机制--基于陕西省F社区樱桃产业的调研

乡村产业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战略的交汇点。发展乡村内生型产业,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点。梳理相关成果可知,乡村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有乡村社会关联和乡村共同体两种理解。侧重乡村社会关联理解的学者强调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对村庄内生型产业的支撑作用,侧重乡村共同体理解的学者主要关注村庄共同体建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将两者相结合,可以从动力学的角度对F社区樱桃产业内生的社会基础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揭示乡村产业内生的动力机制。调研显示,乡村社会基础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记忆、经济社会分化、动员资源、政府注意力、党建引领五个方面,乡村内生型产业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基层党建、社会合作、组织动员、能人吸纳和政府引导五点来理解,并认为地方政府应该从找准产业定位、强化基层党建、转变自身角色、夯实社会基础等方面来为乡村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明清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兴盛的社会基础研究

研究徽州村落民俗体育是助力徽文化区域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基于此,通过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研究发现良好的村落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基础、社会关系基础、社会文化基础等,为民俗体育开展和兴盛提供了社会条件。村落社会基础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某一方面缺失或弱化,会带来村落的衰落。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对于稳固村落社会基础、振兴乡村等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在徽州村落民俗体育发展实践中,应强化与徽州村落社会基础的共生关系,实现徽州村落与村落民俗体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基于三维度评估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专项体检

社会性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空间载体,其供给情况与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研究构建基于设施空间供给-居民人本需求-新型城镇化相关度三维度评估框架的社会性基础设施专项体检。以重庆市万州区旧城核心区为实证研究,通过厘清城市发展过程中社会性基础设施供需矛盾及其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度,及时识别其存在的问题短板,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基础支撑。

马克斯·韦伯《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中合理化问题探究

马克斯·韦伯以合理化为核心构建其整个思想体系,在文化艺术领域,其合理化思想主要体现在《音乐社会学:音乐的理性基础与社会学基础》中。以系统合理化、符号合理化以及器具合理化等思想来厘清马克斯·韦伯在本书中阐述的西方音乐的合理化过程,对于理解马克斯·韦伯以合理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反思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内生型发展:乡村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基础考察

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是外部宏观制度条件和乡村微观动力因素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将影响产业绿色转型的乡村微观动力因素统称为社会基础。基于云南三个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案例,从地方产业精英、地方“生态—资源”知识、乡村社会资本三个社会基础因素入手,探讨乡村社会基础对产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绿色转型中乡村社会基础的作用体现在激发产业绿色转型中乡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匹配产业绿色发展的要素供给和地方资源、化解产业绿色转型中经营主体面临的困境、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绿色产业“内生型发展”路径。研究结论对于打通乡村产业绿色转型“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意义在于,发掘乡村内生性要素,提升内外要素适配度;“点—线—面”梯度推进,扩大绿色转型示范效果,培育地方产业精英;最大程度利用现有基础缩减产业绿色转型成本。

国家建设视野下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构筑

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单位,也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良善的基层治理以优良的社会基础为基本前提。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是指作为人民群众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会的基础,具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社会慈善等四个方面。在人们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越是完善、活跃,工作机制越是健全,城乡社区社会基础越是厚实,就越容易形成内聚力强的社区生活共同体,国家对基层治理越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中国的城乡社区社会并非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具有很强的国家建构性,加上受到原子化、个体化和利益化的影响,基层治理的四大社会基础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具备,社区生活共同体也不会自然形成,需要国家培育和建设。因而,国家构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成为国家对基层治理的内在命题和前置性议题。国家加强基层治理,亦要注重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建设。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

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开发乡村产业极其依赖政企合作。利用乡村本土资源,以政府的权力、项目或组织资源为杠杆,引导企业投入研发、生产和销售资源,是当前开发乡村产业的主流模式之一。政企负责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为政企合作开发乡村产业提供了成功的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研究发现,政企合作深嵌于非正式关系中,应依靠非正式关系选择合作对象和确定合作内容;政企合作存在差序格局,依靠非正式关系形成的“差序”网络结构可解决合作障碍;政企合作受伦理原则支配,“家国情怀”伦理原则支持的非正式关系将提升政企合作境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既要在产业政策上给予扶持,又要理顺政企合作的社会基础,充分利用政企负责人的社会资源,激发乡村产业开发的内生动力。

县域政府推进数商兴农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基于H省M县的分析

数商兴农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也是我国政府顺应经济技术发展规律对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县域政府在“数商兴农”政策推进的过程中,应充分依据农村社会基础,这是决定公共政策实践成败的关键所在。结合H省M县实践可将县域政府在推进数商兴农政策分为以农民个人特质去片面表征社会基础、借力社会基础以及再造社会基础阶段。通过反思发现,社会基础在县域政府推进数商兴农政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虽然受到市场化逻辑冲击,但仍旧发挥较强的影响力,并且社会基础是可以进行形塑与再造的。由此,本文提出可以通过有效政策沟通,进一步明晰农村社会基础的内涵和特点;明确乡村振兴的导向,充分借力社会基础;以信用体系建设和数商技术培训为手段,充分挖掘农村社会基础的潜力;以社会生活为最终落脚点,再造社会基础;最终实现数商兴农政策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

快递下乡的社会基础:配送模式与合作策略

围绕快递下乡论题,物流管理科学注重效率因素,而经济学则重视成本因素,两者由于忽视了乡土社会基础,因此均没有克服快递派费与派送成本不相匹配的困境。文章指出,当前的“快快合作”模式因为契合了乡土社会基础而广为存在。这种模式主要包括快递运输、网点管理和快递服务三个环节,其中,在快递运输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化零为整来降低运输成本;在网点管理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家庭经营来降低劳动组织与管理成本;在快递服务环节,乡镇快递网点通过援引社会情理机制培养客户自提快递来降低派送成本。速达快递公司从快递运输到网点管理再到快递派送诸多环节,通过动员各种乡土社会资源来降低快递派送成本,进而推动了快递下乡。

法律的社会学基础及功能探索——评《法律社会学导论》(第2版)

法律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力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制度规范。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的总体,法律的指向就是人们的行为,即调整社会关系。由罗杰·科特威尔著、彭小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法律社会学导论》(第2版)一书。

塑造绿色新常态: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转型

农业绿色转型及其常态化运行是社会学的重点研究对象。系统论、个体论和多层次论对农业绿色转型的机理阐释都有一定局限,社会实践论具有整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宏观与微观,揭示农业绿色实践的动态性、关系性、过程性等优势,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研究的分析范式。文章以芒田村生态茶的成功推广为案例,阐述农业绿色实践新常态塑造的内在机理。实践元素链接、实践规范塑造和实践复合体构建是塑造农业绿色新常态的动力机制,以乡村能人、地方知识、社会资本、地域文化等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基础是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的关键因素。社会实践论视角下的农业绿色新常态塑造需要探索绿色农业实践的意义赋能、优化农业绿色实践的物质供给、推进绿色农业实践的技能培育、塑造绿色农业的实践规范、打造绿色农业的实践复合体。

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覆盖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宏大叙事,具体表现为各民族在日常生活、居住格局、交往实践等构成的社会网络。民族互嵌式社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是新形势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但我们在推进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多方面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仍存在共治意识不深、文化互融欠佳等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搬迁互嵌、城市互嵌、边疆互嵌三种民族互嵌社区类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要创新和诠释现代社会治理理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逐步实现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要求,深化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路径:激发经济互嵌活力,完善社区居民保障;加大文化互嵌交流,提高社区凝聚力;构建多元化社会互嵌格局,发挥共商共治作用的具体举措。

激活“乡土韧性”:乡村社会基础重塑及其运行逻辑——以浙北青山村为例

当前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多,乡土社会的损蚀成为村庄发展的共性困境。文章以位于浙江省北部的青山村为例,从文化基础、关系基础、村庄共同体基础等角度,剖析乡村社会基础修复与重塑的社会机制。对乡村社会基础的研究表明,乡村社会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依然保留较强的“乡土韧性”,其运行逻辑隐藏于互动关系中:保护性的乡土韧性让村庄在面对外部行政力量干预时,能维持遵守共同规范的自觉性,并形成具有韧性的行动网络及秩序;建设性的乡土韧性支撑村庄在与市场等外部环境交互中吸纳能量,不断推动自身发展,同时降低因利益输入带来的村庄分化的风险。乡村振兴要注重维系村庄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具有天然的韧性并且能够以不同形式存续和变迁,对促进村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