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纳入了司法程序,但局部的立法改良尚待司法的实践检验;新近通过的《精神卫生法》其行政强制法属性依然突出,当代精神卫生保障性治疗制度尚待建立。从犯罪学立场出发,通过界定精神障碍相关范畴,研究社会处遇基本原则和机制,建立功能化社区,以个别化治疗性措施来实现社会处遇制度保障性的本质要求,对于保障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困境之中,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构想。

论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预防重新犯罪法治化的再分析

刑满释放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在社会中的处遇状况如何,对于预防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在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中,法律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过程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但这种调整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规律,即既要符合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自身运动的客观性,同时还要符合法的价值。因此,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应该成为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法律调整机制建立、完善与运行的主线。

从朴素正义到法治正义: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处遇制度重构

近年来精神障碍者的暴力犯罪案件时有发生,但精神障碍者天生具有刑罚不适性,导致社会大众对精神障碍者群体以及法律制度的污名化不断加深。当前精神障碍者社会处遇问题主要表现在相关主体的边界责任模糊、法律规章的笼统、人权保障意识的淡薄、媒体的错误导向和社会舆情的非理性自由等方面。基于精神障碍者人权保障和社会和谐的需要,应当不断修正与充实法制纲领,提升医疗技术预防与医疗服务供给,推动功能化社区建设与社会力量介入,并辅以全民化的普法宣传,从朴素正义走向法治正义。

我国触法未成年人处遇之审视与完善——以《刑法》第17条第4款为中心

合理应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却客观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触法未成年人是少年司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刑事法治不可偏废之所在。然而,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4款触法未成年人处遇的规定比较抽象,难以在实践中有效的规范化运行。因此,从现行刑法规定之不足与我国触法未成年人处遇现状的视点出发,应当从理念更新与实践操作的双向层面对触法未成年人处遇予以更好完善。

现代美国犯罪者处遇的理论及其变迁

现代美国犯罪者处遇的理论及其变迁杜建人＂处遇＂一词原是西方犯罪学文献中经常使用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一词的日文译文，含有用多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犯罪者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改善和矫正等意思。目前，＂处遇＂一词，不但在日本被学者广泛采用，也常见诸于台湾...

社会化视野中的罪犯处遇制度构建

行刑社会化作为一种现代行刑思潮，体现着人道、民主、效益等多重价值，代表着行刑发展的趋势。我国行刑工作的社会化程度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行刑效益的发挥。笔者以为，我国行刑的社会化陷于相对僵化状态的真正原因，离不开启动它运作的法律因素。为此，应从制定行刑法典，完善现有社会化处遇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化处遇制度以及建立非监禁刑行刑机构四个方面构建中国罪犯处遇制度，以推进我国行刑社会化的实现。

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一种模式, 早已或正在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从立法的角度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较为发达, 在对其做简要考察的基础上, 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现状进行分析并具体提出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1) 对目前社区矫正的定性应拓宽, 社区矫正立法应成为一个在纵向和横向上立体化、多元化的法律体系; 2)建立相应的矫正对象分类机制, 确立新的社区矫正适用标准; 3) 应该明确矫正对象的权利和矫正工作者的权力界限; 4) 合理化惩罚体系, 将惩罚方式和矫正相衔接, 矫正型惩罚方式优先。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探析

当前学界对社区矫正的性质问题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争议的本质是惩罚性属性和社会处遇属性孰更能体现社区矫正的本质。将社区矫正视为动态的过程来审视,它本质上是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要实现这个过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互动。这两个条件彼此独立、缺一不可。这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以及其与服刑人员的社会互动,其中后者更为关键。因此,社会处遇是社区矫正的本质属性,惩罚性属性居于次要地位,它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约束性条件。针对当前社区矫正实践中存在的司法所权威性不足,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介入度不深的现状,也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

青少年重新犯罪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个体、家庭和社会是影响青少年重新犯罪的三个主要因素。通过运用深度访谈法编制影响青少年重新犯罪的"现实社会处遇"问卷,结合对青少年犯罪测量常用的"低自我控制力"和"家庭功能"量表,对在押的49名重新犯罪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低自我控制力""现实社会处遇"两个因素对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影响作用显著,"家庭功能"因素对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现实社会处遇"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改变"现实社会处遇"的情况,可影响到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心理。

社区矫正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向

如果说犯罪是使人不幸之祸害,而刑罚是因此加诸犯罪者身上之祸害,那么,行刑便是施害者。由于犯罪的存在和发生不可避免,因此,刑罚和行刑之害的日渐轻缓便是不二的方向和选择。社区矫正作为中国刑罚执行方式的实践创新,正合于这一趋势。经过十年多的试点之后,在理论和实践及法治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对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强制或医疗:社区戒毒制度的“名与实”之辨

社区戒毒制度建构于我国社会转型之际,其立法意旨在于以越轨行为的非罪化为契机,祛除监禁化处遇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立法者意图在顺应行政处理轻缓化与社会化的理念基础上,将吸毒者置于机构化处遇之外,并通过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对吸毒者的矫正与教育。社区戒毒制度的设立,对我国戒毒理念与制度的革新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然而,社区戒毒制度规范与具体措施,却呈现出由"内在强制"转向"外在强制"和"公权垄断"的显著特征,在执行上也渐次沦为机构化处分的前置或替代手段。厘清社区戒毒的制度内涵与法律地位,对于明确其制度设计的定位、考察具体措施的成效乃至展望未来的改善路径,皆有重要的意义。

从附随到独立:社区康复制度法律定位的“正本清源”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戒毒措施,社区康复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理论界将社区康复与社区戒毒措施等同视之,对其法律定位和制度内涵缺少关切;而在实务领域,既有措施和手段无法突破规范的抽象性规定,难以在实践中合理发挥社区康复的制度价值。在制度建构层面,社区康复应当回归保安处分的框架之下,将预防戒毒者复吸和搭建“机构—社区”过渡机制作为制度特征,强化其社会内矫正和促使吸毒者复归的法律定位,同时适当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估,保障社区康复决定和执行的中立化。而在实践中,则应当通过“有限限制—适度宽松”扩张其适用空间,在强化社区康复的“去机构化”特征的基础上明确执行条件,从而彰显社区康复的独特价值,解决实践中社区康复制度几近于虚置的现实困境。

假释制度的刑事政策学分析——以日本假释制度的基本构造为切入点

一、序言(一)问题之所在假释制度的特殊性所在:从假释制度的历史变迁来看,起初其并非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更多是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虑。彼时,制度运行更接近一种经验式的自然反应,缺乏理念的支撑~①。对于假释的本质和基础理论,是无法直接从其历史变迁中总结归纳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