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社会学的可能与可为——评鲍磊《传记社会学:理论议题》

在当今中国,伴随着知识的传播与普及,社会各界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已不再陌生,越来越多的社会学专业性词汇,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由于学科蕴育环境的变化,社会学在持续的分化与再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分支学科,在学科疆界的不断扩张中,与其他学科交流互动,新的交叉性学科纷纷涌现,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老年社会学、医疗社会学以及时下热议的计算社会学、人工智能社会学等。

《作为互动的艺术:霍华德·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评介

霍华德·贝克尔是美国艺术社会学领域的奠基者之一,芝加哥社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艺术界”思想,对越轨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和音乐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卢文超的这本著作从艺术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切入,深入探析贝克尔“艺术-社会学”理论渊源、具体内涵和学术价值,在与西美尔、丹托、迪基和布尔迪厄等人的比较中,以及与传统“艺术一社会”学的对比中,展现贝克尔理论的价值与不足,并从中思考和提出了一条平衡之道,进而探讨了艺术社会学研究的中国意义。

社会学建设的中国经验——费孝通关于“人民社会学”的探索及其启示

我国社会学已有一个世纪的学科建设历程,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和继承的中国经验,“人民社会学”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创设与实践路径。费孝通倡导的“人民社会学”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探求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紧密相连,其核心主张是社会学建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志在富民”为学术追求,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开展扎实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倡导并实践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对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赠地大学与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

美国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建立在赠地大学体系之上,而农业社会学的诞生与发展又深嵌于农村社会学的学科脉络中。本文以赠地大学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学科发展史,重新审视美国农业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赠地大学早期的农业公共实践催生了农村社会学,但农村社会学却由于制度上对赠地大学的依附,逐渐偏离了公共性初衷。为了应对学科危机,农业社会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应运而生,以“社会学的想象”重新勾连起现实问题与知识生产。可见,“公共性”是农村社会学以及农业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关键动力之一。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本文认为,以新姿态重返农村社区,找回公共意识,将成为美国农业社会学发展的潜在出路。而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应借鉴这一学术脉络,展开一场有机公共社会学的探索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与关系社会学理论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提出了时代任务。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聚焦社会行为从传统向现代的模式转变,但囿于欧美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哲学理念,欧美社会学家提出的论断漠视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忽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轻视社会行为背后的联系性研究。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社会学派的联系性理论视角,创立十余年来获得了中国关系纽带、关系机制、关系文化、关系网络等四个方面的理论突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出发,就关系社会学的未来研究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包括人口规模巨大视域下的社会关系模式渐变命题和代际关系调适命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促进型和抑制型关系机制命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视域下的关系纽带变迁命题和关系行为惯习命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域下加强环保意识和强化环保行为的关系作用命题、走和平发展道路视域下的中国关系网络相对优势命题。

社会哲学视域下的音乐社会学

社会哲学是对人类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及社会团体活动特殊规律的研究。社会学是系统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社会科学,是从社会哲学演化而来的一门现代学科。将社会哲学纳入音乐社会学研究视域,首先是一种回归,即将人类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及社会团体活动的一般规律,与社会学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或人际互动的具体事实相结合;其次,以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于音乐社会学研究领域,将音乐社会学研究的特殊规律与微观具体事实加以贯通;其三,在研究对象的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社会文化生存结构等基础上,以定性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定量的实证分析方法,结合多样性语言和文化转向,使之产生更多更具诠释性、哲学性的音乐社会学研究模式。由于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至今没有一个确定且明确的解释。笔者认为,对社会音乐现象特殊规律及其实证性、技术性方法的研究,理应成为社会哲学的研究视域,它应该是音乐社会史、音乐社会哲学(美学)、音乐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有着特殊性规律和技术性方法的“音乐社会学”。

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与社会学的知识应对

当今全球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底色,并日益构型成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深入社会生活范畴的方方面面。这种不确定性既为社会发展带来现实挑战与可能机遇,同时也为社会学学科知识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一门以回应“社会何以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基本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一直围绕着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等与“社会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展开探讨与回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确定性”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与根本性议题,社会学就是从不确定性之中不断寻求确定性规律与普遍化真理的科学,这赋予了社会学在研究不确定性议题上的天然优势和与生俱来的学科责任。然而,传统社会学所力图构建的确定性知识图景面对逐渐蔓延的不确定性趋势已然有些力不从心,如何构建更具活力、更具时代性的不确定性知识范式与理论体系,成为当前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

艺术社会学的来历、现状和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艺社会学的建设遍布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门热闹非凡的“显学”。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文艺社会学的建设也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晚近适逢全球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社会学合流的新动向。这一新动向引发了学界关于重视艺术和审美的呼吁,而这恰恰成为后来艺术社会学异军突起的先声。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社会学再到艺术社会学的“三步曲”,在探索、突破、创造、建构的过程中体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开新的锐气。当下可谓人人争说艺术学,但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现有艺术学理论所概括、提炼出的一般规律和通行原则往往并不适用于具体的艺术门类和作品类型,而这种“方法论两难”问题的存在恰恰可能成为艺术社会学进一步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

文化、心智与教育——破解教育改革困境底层逻辑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受认知科学启发,近年来文化社会学越来越关注文化的认知属性。文化并非是整体性的存在,而更类似于工具箱。个体通过自我建构而形成其独特的心智结构,在社会网络互动中,逐渐表现出心智结构的共性即所谓的文化图式。教育领域众多观念的分歧与争论,便源于这种自发启动的心智结构,或者集体意识与无意识,因而由认知偏差而导致刻板化的偏见与成见。本文摒弃教育的文化决定论立场,强调人的心智开放,即沟通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良性互动,激发反思意识与批判性思维,是破解教育改革困境的底层逻辑。

运动社会学:身体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称及转译

既有身体认知限制了运动社会学对身体全整经验的把握。拉图尔“学着受影响”的动态性身体观,启发了运动社会学思考联结身体双重属性的可能。通过考察拉图尔身体观与运动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可以发现:(1)拉图尔的身体讨论仅针对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未深及身体内部,对此,借助具体身体运动的讨论可从身体内部维度补充其动态性身体的运行逻辑;(2)身体双重属性在事件转译下通过主客角色的交替重复所建立的对称性联结,成为运动社会学突破过去身体认知局限的通路;(3)身体双重属性联结背后的行动者网络,将被噤声的非人行动者带回运动身体经验言说的舞台,使运动社会学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联结中窥见全整的身体经验,并由此实现研究视野从模糊群像到个体特写的聚焦。

理论导向的体育社会学定量研究:问题、策略与展望

定量研究是推动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定量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重复性有助于深入理解体育现象,验证理论假设,推动理论创新。当前,我国体育社会学定量研究处于上升阶段,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基于“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理念,提出解决这些困境的3个核心环节:问题意识、理论探究、数据验证。在数字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应积极运用新数据、新技术和新方法赋能理论创新,揭示新的因果机制,催生新的研究范式。

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

以往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大都遵循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起源是西方社会学的预设。景天魁及其团队提出“荀子群学即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并开启近十年来的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起源的本土路径,构建了“一线四层”的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体系,证明了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体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存在性和绵延性。回顾和反思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研究十年历程,可以对“社会学中国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可以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群学(中国古典社会学)十年研究梳理出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也需要反思理论构建过程和拓展研究中的不足,以期进一步实现对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反思与创新性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大学书院嬗变逻辑与行动对策——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金善宝书院是针对优秀本科生实施特色精英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荣誉学院,是大学书院制在行业特色性高校发展的一个缩影。文章运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多维度解析金善宝书院嬗变的制度逻辑,提出金善宝书院的发展与国家主导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大政方针密不可分,也与其基于自身变革需要和资源特色禀赋,以遵循创新人才培养价值规范为前提的主动探索密切相连,其“书院”的嬗变逻辑也体现了对于文化认同逻辑的内在追求。金善宝书院如同其他创新人才培养组织一样,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自我变革,金善宝书院在适应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共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变革的组织须进一步实现社会经济功能的有效达成和落实全人教育目标,以及突出文化功能价值。

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社会学视角下的老旧社区边界空间微更新实践与探索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其内部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边界作为一类重要结构性要素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多方关注。然而在当前国内普遍开展的社区更新工作中,边界因素仅被简单抽象为不可调整的物质性围墙,致使大量由消极边界因素引起的空间结构性问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社区边界空间为研究对象,以社会学视角介入社区更新的过程性评价,同时结合在社区边界所开展的相关实践,以多视角对目标区域的社会空间构成元素在不同规模、不同强度的重构活动中所受到的“作用力”产生的变化做出判断,审视社会诉求,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以更好地为社区空间构建稳定的环境秩序,激发人与空间结构性的互动效应,为老旧社区边界空间微更新的可持续模式提供实践经验。

从“顶天”到“立地”:郑杭生晚年的社会学实践转向

郑杭生先生在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术历程中,倡导并践行“顶天立地”的学术理念,以“顶天”的理论自觉和世界眼光,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四论”。在其晚年,以身作则,深入杭州、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基层社区开展实地调查,开启社会学实践转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和实践的完整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新的指向。重温和回顾“顶天立地”的社会学思想及实践转向,旨在全面学习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本质要求及可行路径。

乡村治理:一个中国农村社会学的标识性概念

提炼标识性概念是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之一。从“问题”出发,以“乡村治理”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为“经”进行铺陈,以“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办”为“纬”进行提炼,研究发现,“乡村治理”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界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在立足中国实际和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构建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一套持续探索构建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并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总体性知识体系。它本质上并非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作为一个概念集合而存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乡村治理均指涉“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具体概念范畴。在研究传统中,作为“物”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具有丰富内涵。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从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则充分彰显了“物”与“词”的转换和并存的特点。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好社会建设中的乡村治理则深刻地体现了“词物一体”,它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界共享的知识范式,而且也成为党和国家正式文件中规范的通用政策语言。

论毛泽东的社会学思想与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被写入社会学史正传,是中国社会学建构自主知识的重要实践。由于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调查方法,在知识型态和理念上是相通相契的,所以社会学能够把毛泽东的这些成果引入自身的知识体系。由此,虽然毛泽东并未表现出生产社会学知识的主观自觉,但是他的声望权威及思想学说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建设,于是社会学从自主知识建构的主体需要出发,主动将毛泽东及其思想学说“拿来”,从而既使社会学自身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方法建设得到提升优化,也使毛泽东的阶级学说和调查思想得以社会学化。这种基于知识通契的自主“拿来”,使得社会学学科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实质性关联,也使我们将社会学家这一身份名号赋予毛泽东成为可能。澄清这一知识生产的学理逻辑,对于社会学援引学科外部知识,具有认识论意义。

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如何走向合作?——基于层展论和实践理性的分析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已摆脱早期的截然对立而开始走向合作,但目前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合作说”缺乏坚实的元理论基础及明确的实践主张。在元理论层面上,通过运用层展论分析社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知,在认识论意义上法律独立于社会,而在本体论意义上法律的存在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由此观之,法社会学忽略了法律和社会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分离,法教义学则一定程度上以遮蔽法律对社会的本体论依赖为前提。在实践层面上,通过实践理性之目的考量可知,在常规案件和个别疑难案件中都应运用法教义学进行裁判,法社会学此时起到辅助作用。但在出现大量极端案件致使(本体论意义上的)法律长期大面积崩塌的情形中,需要由法社会学发挥主要作用,以引导法律秩序回归稳定。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政党政治学不是政党社会学——论其作为政党治国研究的学科性质

自20世纪初俄国学者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出版有关政党的专著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政党政治学就此而正式产生。然而这门学问发展至今仍然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个中心主题,学科性质和身份不明,其研究意义也让人十分困惑。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于,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把对政党的社会学研究(政党社会学)误认为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政党政治学),而忘却了政治学这个本源。大多数政党研究都遵循社会学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套路,以寻求所谓的社会规律为研究目的,而忘记了比社会学历史悠久得多的政治学,其根本目的在于找到使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都过上幸福生活或者说实现良治的途径。政党政治学本应是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所以应当回归政治学的本源以如何实现良治为研究目标。由于政党本来就是追求执政和治国的一种组织,在政党广为普及且普遍掌握国家政权的时代,对政党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是去搞清楚政党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什么变化,国家治理到底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原因何在,由此才能找到在这个时代实现国家良治的出路。总之,政党政治学应该是政党治国研究。在明确了研究主题之后,政党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也应该重新设计,有必要从政党治国的体系、能力、成效和改进几个方面来开展研究。至此,政党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就首次具有了突出的中心主题、明确的学科身份和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提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形势下,如此厘定政党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应当算是做出了一份实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