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人文性及其意义:从潘光旦的“自明”和“去蔽”理论谈起

所谓人文性是指围绕人之存在方面的知识,其旨归是安顿身心,使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得以协调。费孝通在2003年提出"社会学的人文性"概念,认为这个人文性会让中国社会学更加成熟稳健,同时还可以位育社会。"位育之学"是潘光旦提出的,其基础内容是人的安所遂生,核心是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自我认识是人的"自明",须经由理性的"去蔽"过程。建立在"自明"基础上的自我控制,是一种自由,潘光旦认为最高境界的自由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潘光旦主张对科学进行省思,坚持社会学研究中人的"主体性"(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在人文性的传统下,探究相关知识生产的方法,对理解潘光旦的人的科学具有积极意义。潘光旦的位育之学是社会学人文性的核心,但还需要吸收各种资源,在不同层面予以丰富和发展。

口述史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它们推进的是不同的社会研究传统。孙立平等人的口述史研究推进的主要是革命史的研究传统,王汉生等人的研究推进的是文化维度的社会记忆研究传统,周晓虹等人的研究推进的是社会史的传统。当然,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口述史作为方法在根本上推进了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过程—事件研究方法的提出与口述史方法就不无联系。口述史是从底层叙事到无名者的生命记录,注意到无名者的生命颤动,以及欲说还休的“记忆的微光”机制,这在本质上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幽微之处的体察。口述史方法推进的社会记忆研究在根本上呼应的是费孝通晚年倡导的“社会学人文性”的研究,是对社会文明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