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法理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发展阶段

和谐社会语境下,以人为本的内涵发生了演进:从关注复数意义的人转向重视单数意义的人;从保障抽象意义的个人权利转向着力改善具体的个人生活状况。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记录了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进步,标志着法律发展的日趋成熟;和谐社会之构建,彰显了从契约到文明的身份的演进,预示着由法律成熟阶段过渡到法律社会化阶段。与之相适应,现阶段法律观正在向社会学法理学的范式转换。

社会学法理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解读庞德《法理学》(第一卷)第一部分

庞德在《法理学》第一卷第一部分通过对法律史的分析与解读,逐渐有意识地建构起社会学法理学这一当代主要法理学派。探讨庞德如何建构起这一学派,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第一,对庞德社会学法理学主要表述的核心词汇的分析,可以追根溯源,发现其学说之诸源头;第二,审视庞德是如何认识此前法学派的缺点并对它们进行补救,可以把握其思路、内核与贡献;第三,对庞德观点的几方面质疑,以有助于正确对待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学说。

庞德社会学法理学对我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和发展的意义——以特定时空下的文明为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下法律哲学的建构逐渐显现出法律人的理论自觉,出现了不同的法学理论范式。作为一种特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知识产出,我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和发展必须经由法律人自身的理论自觉和努力才能得以型构出来。庞德社会学法理学产生和发展对当下中国自身的时代性法律哲学理论的建构过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庞德论中国法律:社会学法理学思想的一次应用

1946年7月至1948年11月,罗斯科·庞德受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法制重建和司法改革。这段经历为晚年在思想上受到挑战的庞德提供了实践其理念的机遇。庞德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诊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理论体系盲点的注脚;但他对于中国法制的建言,贯彻了其社会学法理学的基本理念,其中的某些判断和建议,依然值得当代中国法律人借鉴和反思。

解读庞德的《法律史解释》——兼议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思想

罗斯科·庞德是美国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创立的社会学法理学,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法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分析了历史法学派中各种解释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内在理路及其缺陷和不可能之处,提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社会工程解释",与各类利益的评判和法的社会目的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调法律理想的实现问题、法律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效果。

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庞德法律理论的研究和批判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走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

从知识增量的角度解读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

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庞德主要是通过对19世纪法理学诸学派的批判而建构其社会学法理学的,该理论主要是为了克服此前学派只根据法律本身且从法律本身的方面出发建构法律科学的倾向而提出的。庞德以“社会控制”来统合三种意义上的法律观念,并以“利益”来规定法律“社会控制”的任务,相对于此前学派来说这可谓是实现了一种知识上的增量。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包容性的努力亦存在它自身固有的某些局限。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法律哲学建构的三个维度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使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以及指导法治建设的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因此,需要从理论参照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入手,探寻一种能够对当下中国社会进行诊断、回应乃至型构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律哲学,以此指导并推动中国当下的法治建设进程。

庞德利益学说解读及其启思

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在整个法理学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利益学说却鲜有人进行专门的论述。庞德的利益学说是其社会控制论的基础,利益是其社会控制的任务。他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以最小的利益牺牲达到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利益冲突时衡量的标准。通过对庞德利益学说的理论框架与可能限度的剖析,我们发现,其利益理论对平衡现行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进而达致良好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培养中国的社会工程师——评庞德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建议

1946—1948年,罗斯科·庞德受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与教育部顾问,以法律教育为抓手对中国法制提出了全面的改革建议。庞德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建议是践行他的社会学法理学的必然结果:社会学法理学聚焦于法律的适用,试图实施社会工程,这些都离不开法律教育对于法律人的培养。因此,庞德提出发展中国的法律教育,就是要为中国培养社会工程师。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庞德站在相对客观的世界主义立场上,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已经继受的民法法系传统,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适用继受自西方的法典;另一方面,对于经典普通法传统的智识忠诚让庞德的改革建议最终依然指向了以司法为中心的普通法模式。庞德的改革建议抓住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虽然其实施面临理论与现实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但依然值得当下的中国法律人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