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规制——以社会容忍度为逻辑起点

诉讼欺诈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还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社会公众及法院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为零。由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还没有将这种行为准确定性,理论法学研究中对此还存在较多争议,缺乏统一的刑法学评价标准,因此司法实践中处理起来难以达到统一,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从社会容忍度的视角出发,分析构成这种犯罪的一些基本内涵和特性,确立成立本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对诉讼欺诈行为进行一个多维的思考,希望能够在预防这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方面有所裨益。

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基于多维视角的实验研究

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是学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向安徽财经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和山东财经大学三所高校的203名硕士研究生发放调查问卷,基于两个实验场景的调查数据,从多维角度分析学术主体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度。模拟实验结果表明:(1)在研究生看来,社会多个层面对学术不端行为均持不能容忍的态度;(2)除了编辑容忍度和自我容忍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之外,其余各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差异;(3)在四个学术主体中,公众容忍度最高,自我容忍度和编辑容忍度次之,被抄袭者容忍度最低。最后,笔者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决定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两个条件

谢鹏程撰文指出，决定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有2个重要条件：

机会结构与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迁移——一个环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对工业污染问题的长期观察及对我国东中部地区的案例分析,探索污染企业的迁移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实现的。研究发现,基于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发展急迫感差异、环境规制强度差异以及基于污染风险认知形成的社会容忍度差异成为形构企业迁移的外部机会集合的三重结构条件。从较长时段看,机会结构本身也处在演变中。在行动主体受制于外围社会结构的同时,企业、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也在不断地重塑其外围结构。在地方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可健全环境规制、创新生态理念,致力于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促进生态增益。

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也触动了国民性研究的方法本身。许多学者都把耻感文化看作解释中国人与日本人的重要概念,虽试图有所区分,但均未有理论建树。本文试图摆脱国民性研究的困境,从社会规则入手,借助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例,以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中国人脸面异质理论的基础上对耻感文化为何造成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不同行动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建立起研究耻感文化内在差异的模式,与此同时,也在视角和方法上对总体性、比较性、亲和性、社会规则及社会容忍度等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为事例如何上升为有效的解释性典范提出了探索性的思路。

提高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几点思考——以绍兴市公安机关为例

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核心包括公安执法对社会公众的信用和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服、信任。从近年浙江绍兴的公安执法实践看,虽然公安机关的履职能力有了明显增强,执法公信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问题依然不少,执法现状隐忧重重。为此,要抓准"三个着力点",即以提高执法主体能力建设、以推进执法正规化建设、以加强执法工作机制建设为着力点来进一步提升执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