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少子化、刘易斯拐点与家庭教育投资——基于资源再配置的研究视角

社会少子化对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非只是家庭经济资源的内部调配。少子化背后的公共教育、国民养老及代际抚育问题,使得家庭教育投资面临着更多外部不确定因素。使用2012-2020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资源再配置的研究视角,探究社会少子化冲击下家庭教育投资的变化。结论表明,社会少子化现象的加剧会显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投资决策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后的结果,资源再配置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跨越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人口的跨地域跨部门流动会进一步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就业与教育形势评估、学业成绩期望等隐性的心理因素会对家庭教育投资产生差异性影响。在社会少子化叠加刘易斯拐点的背景下,家庭教育投资的增加可能是这场资源再配置博弈下的无奈之举。在此过程中,协调多方资源、确保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使教育回归其应有之义,是政府未来制定教育政策的重点考虑方向。

少子化社会学生坚毅品质及其培养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执行导致了我国当前少子化社会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广大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坚毅品质呈弱化状态,具体表现为自控力不足、坚持力欠缺和抗挫力弱小等。作为一项重要的"软品质",坚毅力弱化根源于少子化社会所带来的"过度保护"的家庭成长环境和"技能至上"的学校教育实践。在少子化社会,培养学生坚毅品质,需要营造"爱而有度"的家庭成长环境,也需要学校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渗透坚毅教育理念,并培育学生成长型思维能力。

代孕行为非法化的复合思路——以代孕行为探讨进程中的三步程序为中心

在代孕行为的学术讨论进程中,明显存在一种神学传统主义上的避之不及以及文献资料、社会媒体等方面情绪化的表征。通过去情绪化、契约化、伦理观化的三步程序,代孕行为的契约化现象可依托委托合同的模型进行分析,从而从法经济学、法理、女性主义、协商伦理理论的维度探寻代孕行为的价值基础。协商伦理理论足以确认亲子法中的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适用于代孕行为的分析。法技术上可行性的欠缺与社会少子化现象可以成为法律禁止代孕行为的论证基础。结合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得出,无论于法技术的安排,抑或我国国情下伦理与法理的共同考量,以法律形式确认代孕行为非法之理由充分。

普惠性托育服务如何供给?——托育供给制度的模式之辩

托育供给制度的模式,决定了人们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怎样的托育服务。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曾经的供给模式都无法与当下社会新形势匹配。市场化模式下国家将承担最小限度的监管与维护托育市场的责任,但难以实现普惠性托育服务的供给目标;社会化模式下国家则需要承担更重的综合责任,并面临效率低和成本高的问题。日本在社会化基础上引入市场化的实践,虽未取得理想效果,但提供了一个好的思路。因此,在日本混合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社会与市场责任,消除二元托育供给主体间的补贴和定价方式差异,调整政府补贴对象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一种兼容模式,或是值得期许的普惠性托育供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