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资本与熟人社会工厂的运行——以湘西Y厂为例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引导下,近年来在中国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扶贫车间,它们对于承接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情感资本为视角,通过对湘西一个服装扶贫车间Y厂的调查,发现该厂厂主基于推动家乡发展的考虑,依托原生的熟人关系,建立起一类扶贫车间——“熟人社会工厂”,并在工厂的运行中,结合乡土社会文化,运用情感资本进行管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率。在给予工人在家门口工作和获取一定收入的同时,也对乡村文化的延续产生了积极影响。乡村振兴关系国家的整体性发展,在许多农村地区日益空心化和乡土文化逐渐衰微的当下,湘西Y厂的个案研究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社会矿场”到“社会工厂”——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散点”结构

"中心-散点"结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生产结构,它通常由一个技术型、研发型的核心企业和大量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中心-散点"结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成的外包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个人"模式。"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依赖于数字技术打造的"社会矿场",劳工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获取海量资源。"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工厂",劳工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产品的制作和加工场所。由于"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程度出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种基于"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也开始出现。

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大工厂模式”吗——澄清一种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严重曲解

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才能保证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重启改革议程》第一作者为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诬蔑为"社会大工厂模式",多次引用的马克思有关论述,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义。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运动与企业再生产运动的共性和区别,不可能提出那种把企业管理放大到全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工厂模式"。该书的深层用心是,否定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当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在改革指导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是非必须予以澄清。

社会工厂:第十届上海双年展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POWER STATION OF ART,SHANGHAI2014.11.23-2015.03.31 评论一 70余位海内外艺术家应邀参加了由安塞姆·弗兰克策划的“社会工厂：第十届上海双年展”,比起往届,明显少了华丽的外表和喧闹的气氛,如果对弗兰克以往的展览实践有所了解的话,你会发现,知识和理念一如既往支配着整个展览的思路和框架（包括对于艺术家的选择）,没有突兀的景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和异质可言,可以说是一个缺乏节奏、甚至没有“色彩”的展览。

工厂关系的计划化、社会化和世界化——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工厂社会”思想的三个发展环节

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工厂社会"思想具有自身独特性内涵,其对于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的来源意义重大。工厂社会概念是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他们结合工人斗争现实,在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主体反抗资本的新危机观,同时认为资本工厂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得出工厂生产关系的专制性、计划性和扩张性将伸展到社会、国家甚至世界,从而把社会、国家和世界变成"工厂社会"的观点。工厂社会思想暗含了"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和"帝国统治"诸概念中的权力关系原则。把握工厂社会概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升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但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经验化工厂生产关系后必然造成对马克思的曲解,这是必须注意的。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及其批判

大数据利用的前提是开放和共享,开放和共享又往往导致个人用户隐私的泄露,产生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隐私问题的存在,成为掣肘大数据经济发展的根本挑战。大数据时代的隐私问题之所以存在,源于基于隐私的大数据技术—经济范式即大数据时代的隐私经济。隐私经济模式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个人隐私被异化为大数据生产过程的数据原材料;资本主义隐私经济的本质是数据和媒介平台对个人隐私的剥削;隐私经济的扩张,催生数据工厂社会的出现,在其中,无所不在的监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数据资本家的利润。

院革委会蹲点同志分赴开门办学第一线

为了进一步总结开门办学的经验,发展我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院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教育革命组蹲点的同志,在院党的核心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分别由院革委会副主任李德韩、覃宏裕、教育革命组组长陈鼎芳等同志率领,于九月下旬奔赴开门办学第一线。

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

在2019年发生的"周杰伦粉丝打榜"事件中,"(明星—)粉丝—媒介平台—资本"的闭环暴露了其剥削本质,也体现出粉丝与偶像之间亲密关系的想象已经走向异化。在粉丝进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社会工厂"中,媒介平台提供了外部的制度性框架,粉丝群体也以"自组织"(self-organized)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规则,两者共同服务于资本的复制。随着情感与资本关系的进一步显性化,必然会出现关于情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