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政治与社会异质性

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中坚力量。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础,都主张积极培育中产阶层群体,促进其发展、壮大。然而,这个阶层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信仰等方面与其他阶层有着显著差异,在很多方面却具有异质性。在变革的社会中,中产阶层是从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反体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但在思想意识方面都具有民粹主义基调,能够代表、依靠并操纵平民,具有很强的社会传播与鼓动性。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中产阶层还曾表现出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倾向。中产阶层由于社会地位不够稳定而表现出明显的忧郁与迷茫的心理特征。他们时常保持小心谨慎姿态,往往通过"做标志"与"借地位"的方式求得心理平衡,但在实质上却体现出心灵的无助、信仰的迷茫。在稳定的社会状态下,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趋于消极和冷漠,表现出政治冷漠的特征。

经济、社会异质性与农村集体行动水平——基于湖北省S县40村400个农户数据

灌溉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税取消后,我国基层政府财政紧张,使得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导致农业生产困难。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农村社区灌溉行为探讨影响农民集体行动、阻碍参与式管理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首先在已有国内外研究基础上讨论了异质性与集体行动水平的关系,此后概述了我国农村灌溉集体行动的历史变迁。在构建经济异质性与社会文化异质性指数之后,本文运用Logit模型,通过对湖北省S县40村400个农户的调研样本的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以及有无合作组织等政治文化因素的异质性是影响集体行动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农户收入、机会成本等经济因素的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理解集体行动水平需要特别注意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提高社会的集体行动水平与参与式管理水平必须注意结合社会特有的文化差异。

村落规模、社会异质性与农村环境资源集体治理——基于1490个自然村水渠和防护林治理实证研究

我国在村落规模和社会异质性方面发生了新变化,文章以此为切入点,研究农村环境集体治理水平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和有效治理。文章基于1490个自然村负责人问卷数据,运用交叉分析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比较村落规模、社会异质性和村落属性等因素对水渠和防护林两类环境资源集体治理水平的影响,创新性地首次使用多样性和两极化指数衡量农户职业属性和经营规模异质性,并将不同环境资源的公共性程度纳入考量。结果表明:(1)村落规模对水渠和防护林集体治理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2.44)和无显著影响,说明资源公共性程度越高,其集体治理水平受村落规模影响越小。(2)职业属性和经营规模多样性对水渠和防护林集体治理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67、0.16和0.73、0.79,说明我国多元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3)小农户和规模经营的两极化对水渠和防护林两类环境资源集体治理水平无影响,说明小农户与规模经营之间既未形成集体行动规范,也未产生集体行动壁垒。(4)集体活动次数对水渠和防护林集体治理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01和0.27,说明集体治理水平与沟通成本和贡献“可见性”有关。(5)通勤务工时间60分钟以上和30分钟以下对水渠和防护林集体治理水平有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系数为-0.50和0.33,说明通勤务工越便利的村落,集体治理水平越高。文章提出政策启示:要充分挖掘农村环境资源多元功能,促进非务农农户参与集体治理,发挥大规模经营农户领导作用,定期开展村民议事协商,支持农户就地就近就业创业。

社会异质性、冲突威胁与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府规模——对中、日历史发展路径的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探讨了社会异质性和冲突威胁对政府规模的影响。社会异质性作为一种制度发展的嵌入层,是实际权力分配的表现,驱动了冲突威胁的发生并影响了制度设计的权衡,具体表现为政府数量与规模的选择。基于制度经济学的权力分配—制度变迁逻辑框架和区域政府规模的理论模型,通过对明清中国和江户日本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我们说明更大的社会异质性和冲突威胁将使国家选择建立数量更多和规模更小的政府。科举制和官僚体制使中国国家内部的社会异质性更低,而日本幕藩体制下区域之间社会异质性更强,且面临的内部冲突威胁更大,这导致了中日两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结构上差异。本文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制度变迁和治理格局形成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历史证据,也为当今时代理解国家治理问题提出了新方向。

社会异质性、公私互动与公共品提供的最优所有权安排

本文通过一个不完备合约理论的框架证明,对于医疗和教育这类公共品的提供来说,由于其独特的产品(服务)特征,单纯的产业化或者私有化并不能够促进竞争;相反,如果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并存则会促进实质性的竞争。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之间的竞争是通过两种效应来进行的:当消费者是异质性的时候,多种所有制并存使得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从而满足不同的消费者偏好,提高配置效率,这时梯布效应占优;当消费者是同质性的时候,多种所有制并存可以互为基准,促进标尺竞争,从而挤压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信息租金",降低道德风险,提高生产效率,这时基准效应占优。不论消费者是异质性的还是同质性的,两种效应均表明,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私立和公立组织并存优于单一的所有制。本文最后还讨论了该理论对中国医疗和教育部门改革的政策含义。

小区业委会选举景象差异一般机制的解释——基于利益密度与社会异质性二维框架的分析

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在不同住宅小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既有的维权—抗争和公民社会两种研究路径不足以解释业委会选举的复杂现象。基于南京、上海、佛山、秦皇岛四个城市多个社区的调查,提炼出小区利益密度和社会异质性的二维框架,用以解释业委会选举景象差异的一般机制。具体而言,小区利益密度的多寡和社会异质性的程度将共同作用于业委会的治理动力,从而影响业委会干部的竞选动机,最终呈现为业委会选举表象的差异。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理论与实证解析

文章拓展了内生增长模型并将异质性社会资本引入理论模型框架中,由此解析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提示了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地区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性以及外部社会资本对产品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可能存在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基于省级面板计量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实证检验发现: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地区创新绩效和工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外部社会资本对研究机构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高等院校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负;内、外部社会资本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外部社会资本对产品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本投入存在挤出效应,而对劳动力投入则不存在。提升地区创新绩效,除了在总体上调整内、外部社会资本投入,还需根据各地区创新绩效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反应来实施差别化的调控政策。

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农户农资网购模式偏好的影响研究

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和信任理论,构建农户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其农资网购模式偏好的影响机理模型,并通过345份农户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其农资网购模式偏好和交易信任有显著影响。网购异质性高的农户品牌信任度越高,更趋向于选择自主网购模式;网络异质性低的农户更信任农资零售商并偏好线下服务站代购模式;品牌信任和零售商信任在农户网络异质性与其农资网购模式偏好间起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异质性能影响农村金融深度吗——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户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数量的总体影响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作用机理也存在重要差异。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半参数估计方法,结合中国9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验证社会资本异质性对农村金融深度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均能通过信息甄别和监督约束提升农村金融深度,而亲缘型社会资本对农村金融深度提升没有显著影响;政治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限制农户违约行为提高农村金融深度,而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甄别农户的风险偏好提升农村金融深度。因此,通过金融联结提高政治型、组织型和金融型社会资本的参与,能够有助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社会资本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经济体制转型下社会资本工具效用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社会关系网络主体异质性视角,以2010~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外部环境深入分析异质性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存在差异:权力性社会资本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而市场性社会资本则对权益资本成本起降低作用;外部环境在异质性社会资本影响权益资本成本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别在权力性社会资本、市场性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关系中发挥路径传导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构建社会资本动态调整机制、有效防范社会资本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农村居民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15年CGSS的经验证据

缩小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对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模型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交往3个维度考察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差距明显,社会网络维度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缩小农村居民的性别收入差距,社会信任维度的社会资本抑制了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差距的缩小,社会交往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区分异质性社会资本,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社交网络建设、保障农村女性的社会参与权益、增强农村居民信任与风险防范意识等方式优化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积累,为缩小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差距创造有利条件。

财富水平与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农户非正规借贷约束的影响——基于三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来自江苏、湖南和江西三省份的调查数据,利用ivprobit和2S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财富水平、异质性社会资本和非正规借贷约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无论是从借贷可得性还是金额来看,财富较少的农户都更容易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面临借贷约束;表现为强关系的非正式社会资本会进一步放大上述效应,而以地位寻求为目标的正式社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则作用有限。为此,政府要明确非正规借贷在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定位与作用,促进正规信贷与非正规借贷的协调发展;鼓励财富水平较少的农户通过加入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组织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非正式社会资本外延;不断提升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开发更多适用于农村地区的金融产品。

“异质性社会”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

当今社会具有多元的价值选择,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同质性社会"中领导者统一命令和统一行动的方式。当前"异质性社会"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具有很强冲击和思想碰撞,这使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其特殊性: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允许多元的价值选择;使合理的价值判断共生以推进和谐稳定;在潜移默化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此,提出推行一个核心价值观教育、两种方式合力教育、三全育人教育和四德文化素养教育的"一二三四"教育模式,以消解"异质性社会"影响的对策。

社会阶层分化及经济政策的未来选择

本文阐述了社会阶层分化的经济特征,分析了经济政策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直接因素,指出整和社会阶层分化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策的未来选择。社会阶层分化与经济政策的研究,对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制定有效的政策,推动改革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团队异质性是近年来创业研究的热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异质性划分为社会异质性和功能异质性两类,用SPSS分析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了这两类异质性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并加入领导者情绪智力作为调节变量。其中,社会异质性采用年龄和教育水平两个维度,功能异质性采用经验和知识两个维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异质性对新企业绩效有负向作用,功能异质性对新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领导者的情绪智力在异质性和新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正向的调节关系。

社会资本变迁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视角

“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引发农户社会资本发生水平拓展与纵向延伸的变迁,但传统与新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异质性没有引起关注。基于此,将农户社会资本分解为紧密型、联系型与桥接型社会资本,提出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差异的研究假设。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组间异质效应多维度检验研究假设。研究发现:一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均能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总体上水平拓展形成的联系型社会资本的功效相对更大,传统紧密型社会资本次之,纵向延伸形成的桥接型社会资本最小;二是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均主要通过风险缓释、收入增长两大机制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但是联系型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更高(高达85.87%);三是不同人群在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缓解贫困脆弱性中获益不均等,紧密型社会资本对低脆弱农户、联系型社会资本对高脆弱农户、桥接型社会资本对贫困农户(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信用危机的社会性根源

有关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讨论大都在不同的学科中进行,但其社会整体性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中国社会信用危机在总体上根源于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是认识现代社会不同发展方向的一对概念。以这对概念来重审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与方面所呈现的数据与案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化以来,由社会进化论本土化所体现出来的竞争法则被中国民众普遍认同,导致了中国社会价值与运行中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来推动社会的同质化进程,最终导致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方面都丧失了社会单位的区分度与纯粹度。比较异质性社会的特征,改变之法在于以任何手段来增强社会公众的判别力。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新关系建构

当下中国社会的变迁,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面相,以及相应的演进和发展脉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时代,而不是以阶级为本位的时代;是走向社会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效率绑架公平的时代;是面向未来的"网络化人类"的时代,而不是"科层化人类"的时代;是价值诉求多样、多维的时代,而不是一元一统的时代。因应时代面相的大转换,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建构必须有全新的思维和路向,即从"阶级化社会观"转向"阶层化社会观",从政党中心主义转向社会中心主义,由"党管社会"转向"党服务于社会",重点关注对象从"科层化人类"转向"网络化人类",从加强与同质性社会力量的联系转向加强包括异质性社会力量在内的全员化社会联系。如此,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的美好愿景,方可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真实的存在。

社会资本与贫困农户的健康脆弱性: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致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路径与获得要求朝着新方向演进。从社会资本数量、质量视角出发,对存在“返贫”风险的农户健康贫困进行分析,对于促进乡村振兴与提升健康素养意义重大。文章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EP)方法衡量了贫困农户的健康脆弱性,深度检验了社会资本质量、数量与“返贫”农户健康脆弱性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数量有利于降低“返贫”农户的身体脆弱性,但是显著提高了“返贫”农户的心理脆弱性与交往脆弱性。社会资本质量则对“返贫”农户的三种脆弱性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两者之间的减贫差异源于“返贫”农户的消费支出规模与创业动机存在不同,最终引致两者之间的未来要素投入规模呈现“分流”态势,从而为社会资本数量与社会资本质量的健康扶贫差异提供了合理解释。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并行的趋势下,政府需要加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帮助“返贫”农户拓展社会资本质量累积路径,加快推进新时期健康扶贫政策的转型和有效实施。

“担保支农”增加了谁的信贷可得?——基于信息甄别视角的机制检验

政策性担保机制通过发挥“第三方”抵押品替代功能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困局。然而,“担保支农”是否必然扶持了政策期待的目标对象仍然存疑。使用内蒙古3市370个获得政策性担保贷款的农牧户数据,基于信息甄别视角检验了政策性担保机制对不同属性特征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得的差异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性担保机制的投放逻辑为“政治精英俘获、反担保品优先”,这偏离了担保支农“扶持高成长性主体、弱化抵押担保”的政策初衷,该结论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偏向“政治精英”的投放策略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政府干预程度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政策性担保机制增加“政治精英”、反担保品特征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据此,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成长优先、避险前置、产业化布局、数字赋能等层面提出实现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