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

本文探讨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虽然"男女"在历史上作为儒家社会组织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文人学者广泛论述,而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关注则在近年来才出现,社会性别史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当代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述评

妇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但将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在一起并自觉推动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应该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一方面借助国外课题或项目基金,通过读书班和研讨会的形式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聚集妇女史研究的力量,拓展研究的视野、思路和范围;另一方面针对妇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在借用"他山之石"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着力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同时,根据中国妇女历史发展的特点,总结、提炼、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寻求与世界妇女史研究对话的资本。

中国大陆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建设述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开设和学科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妇女/社会性别史从过去单纯的学术研究,开始进入到高校史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之中;2001至今,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的开设层次和数量迅速提升,一支具有巨大潜力的师资队伍开始被主流史学界认可与接纳,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的探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梳理十五年来国内高校妇女/社会性别史课程的开设历程,厘清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课程和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范式的演变与论争

社会性别史与妇女史都受到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启示,两种范式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妇女史发展经历了"受害史"、"英雄史"、"分离领域"、"多元与差异"四个阶段,演变成社会性别史。但是双方在概念理解、理论方法、政治目的以及研究范围上迥异。研究社会性别史,不仅可以开阔理论视野、拓宽史学领域、发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其开放性的特色,必将对传统史学全面渗透和改造,即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进行平等的对话。

交叉和互补:浅谈新社会文化史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关系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开拓了性别史研究的领域,而性别史的研究,特别是社会性别视角的普遍运用,又整合、完善了妇女史的研究,并最终形成妇女—社会性别史。妇女—社会性别史对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起到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的作用,新社会文化史又不断推动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不断宽阔和深入,因此,两者之间是交叉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

“情欲”和“礼教”是明清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也是塑造明清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两个关键要素。美国女性史家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L.Mann)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基于这两大范畴,讲述了明清妇女的生命故事。高彦颐侧重描绘女性在参与和带动“情欲”风潮时所流露的文化主张,曼素恩更注重考察女性在礼教系统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此二者的研究也体现出美国妇女史界在“社会性别转向”(gender turn)以后的学术动向。有别于早期的激进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女性史家不再反复强调妇女在父权制下遭受压迫的情状,而是把考察的重点转向他处,思考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性别框架下凸显女性在历史中的中心角色。

三十年回眸: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大陆发展迅猛,新方法的使用和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使妇女/性别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8—1989年,妇女史研究开始复兴,研究主体、关注议题和参与人员都得到大范围拓展;1990—1999年,中国妇女史研究掀起第二次高潮,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消费妇女的庸俗性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同时并存的局面,在主流史学界,形成了由增添"妇女"到加入"性别"的转变趋势;进入21世纪,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在目标、策略和关注点等方面多元化的取向日益明显,集体的学术活动对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催生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从新中国六十年来妇女史研究三个时期———妇女史从沉寂到复兴(1949—1989)、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1989—1999)和妇女/性别史从研究到学科化(1999—2009)理论、方法和议题变化发展的梳理入手,清晰勾勒出妇女史的兴衰与社会转型、学术转向息息相关,更与学术自身发展过程中研究主体的能动性有关。由男性学者推动的妇女添加史到女性学者性别意识和学科意识的提升过程中自觉推动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妇女史从继承传统遗产、外引新理论方法到多方整合,致力于研究和学科推动实践,向学术和学科主流化机制化推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六十年妇女研究的长足进步。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推论汉初女性社会地位

关于汉代女性地位的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高或低两种相反的观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反映了在史料缺乏的条件下对有效史料的不同取舍标准和解读立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从法律的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为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根据其中的相关法律规定,可推论汉初女性虽然有部分的财产和身份继承权利,在人身安全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在性别关系上,女性已经对男性产生依从性,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高,相比唐代而言,汉初女性的社会空间也略显狭小。

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 ,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从不同角度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和思考 ,但一种最基本、最古老的人际关系 ,即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竟长期受到忽视。以往在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各种分析方法中 ,很少见到社会性别分析。这一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直到 2 0世纪 70年代妇女史学兴起之后才开始得到弥补 ,妇女史学的这一理论贡献应该受到所有学者的重视。一般认为 ,妇女史是指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 ,或指以“女性主义”立场观察及撰写的整个历史 ,但妇女史学不仅仅是妇女写给妇女看的 ,它对史学研究在整体上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刊登的是几位史学工作者的一些心得与希望 ,本刊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

从职业主义中“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

波尼·史密斯(Bonnie G.Smith)①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专家。秉承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社会第二波妇女运动高潮的理念,她致力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在她看来,西方社会历来都存在女性史书写和女性史家写史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进入19世纪以后,被大兴“职业主义”的男性史家排斥在外并贬低为“琐碎”“业余”,自此以后,女性史和女性史家的身影逐渐隐没于历史书写之中,致使现代历史书写缺乏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造成了职业史学的偏颇、刻板与单调。史密斯通过巧妙的分析手法揭示了19世纪以来职业史学与男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微妙联系,指出职业主义与男性身份的相互认同。与此同时,她也致力于从职业主义的遮蔽中发掘女性史和女性写史的传统,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

传统史学、新史学与社会性别史

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近一个世纪 ,而性别分析方法进入史学则主要是近年的事。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 ,也引发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妇女史与大历史的关系、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的影响 ,以及在“后殖民”话语结构下的中国史学走向等等。 2 0 0 2年 5月 17— 19日 ,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在“历史、史学与性别”的主题下召开座谈会 ,邀请史学界部分学者参加 ,就此等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这里发表的是七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是一项以英美为中心,遍及世界各国,全球化趋向显著的研究领域。而任一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亦是这一全球化的产物。其中,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国际性和全球性体现的最为明显。首先,从内部角度来说,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以研究本国妇女为主的情况下,从诞生之初就不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史家和著作,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跨国专题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出现全球化转向的趋势;其次,从外部角度来说,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对其他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域外学术思想、理论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并促使其在研究方法、理论和内容上发生重要的改变。这种域外影响,以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女权主义为最。

社会性别史：学理建构及其开放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在西方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添加妇女的历史到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妇女史--"她史",再发展到社会性别视角下注重差异与多元的社会性别史,短短30年的时间,它不断走向成熟,也逐渐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

论题: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

侯杰教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浩如烟海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意蕴丰富的信息，使我们从中提炼出解构近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符码。在今天的讨论课上，我们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这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分享各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学习、研究中的心得，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呼唤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包括妇女研究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会长沈跃跃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中国妇女研究会带领广大妇女研究者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和实践做贡献。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围绕"多学科视野看中国本土妇女研究"这一主题,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不断创新中国特色妇女理论和实践。

典范女性的重构——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才女书写

近年来，随着社会性别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地方志中的女性群体经常被纳入学者讨论的范畴，其中多数研究以贞节烈女为考察对象，剖析所处时代的贞节观念及其流变。然而，地方志蕴含的性别意义和价值远不止此，目前学界对这一男性文本中的才女形象尚缺乏性别视野下的整体观照。

图书推介

《由妇女为妇女创建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印度发展的推动力》(Grass-roots NGOs by Women for Women: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in India):Handy,Femida,Meenaz Kas-sam,Suzanne Feeney和Bhagyashree Ranade撰写,伦敦Sage出版社2006年出版。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系助教Mangala Subramaniam在《性别与发展》(Gender&Development)2007年第3期撰文认为,这是一本既有趣又有启发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