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化的风险、经历与反应——对美国妇女与艾滋病的探讨

艾滋病目前已成为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大众健康问题。妇女从 2 0世纪 80年代在边缘徘徊 ,到 90年代已陷入了该危机的“震中”。本文将从女权主义的视野来审视这场社会性别化的传染病 ,即把社会性别当作主要变量来考察它同种族、族裔、阶级、性取向以及文化等诸因素的交叉互动 ,并从纷繁复杂的艾滋病现象和文献中梳理出妇女与艾滋病关系上的社会性别差异。

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

已有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基本是清一色的男性历史,中国女性在中共早期建党史中被完全隐形,这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中女性成员所占比例与活跃程度明显不符,主要依靠回忆和口述建构起来的中共早期建党史充满着"社会性别化的记忆",这些"记忆"需要被重新发掘和重新解读。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通过对相关回忆录、口述访谈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借用社会性别理论和叙事分析方法,利用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左翼妇女的记忆和叙事来对党史展开微观的研究,期望能够填补党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形式及其社会意义

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文化重构和社会性别化的过程,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成为文化重构的中心问题。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形式的演变不仅承袭了社会性别化的历史传统,也受到工业化的多样性特征、劳动的重新分工、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等因素的进一步影响。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认知工业化进程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贡献,理解工业革命的丰富内涵。

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的路径选择与保障机制——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考察

社会性别预算是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社会性别预算,重新审视包括公共预算在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对于推动性别平等和公共预算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性别预算并非要求财政资源在男女两性之间平均分配,而是通过分析预算决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公共预算做出社会性别敏感回应,从而使公共预算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是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提升预算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社会性别预算在中国的推进,大体有非政府组织主导型、政府财政部门主导型和人大主导型三种路径,在实践中需要循着因地制宜选择试点模式、开展交流培训、健全分性别统计制度等发展路径加以展开。同时,还应从规范法律政策体系,增进预算透明度,加强预算能力建设,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完善相关保障机制。

浅论社会性别主流化与社会性别预算

“社会性别主流化”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方法和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中倍受世界各国重视和运用的就是编制社会性别预算。社会性别预算并不是为妇女制定出的单独预算,其目的也不是仅仅增加针对妇女项目的预算。目前,全世界有六十多个国家开展了社会性别预算工作,在促进性别平等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应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加强政府部门对社会性别预算工作的重视,将性别意识纳入部门预算体系,并作为每年人大会议审议财政预算的内容之一。

社会性别主流化:香港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性别主流化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要求各国将社会性别平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指引,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成立于2001年的香港社会性别专责机构——妇女事务委员会一直致力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施,特别是在政策范畴(制定、推行、实施)的参与和监督方面熏有效地推动了香港地区的社会性别平等事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香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经验可为中国大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普通高校的实践构想

文章基于教育统计数据分析了目前国内普通高校男女教师的结构状况,并针对女性教师发展的瓶颈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在普通高校发展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构想。从教师教育、组织机构设置和政策实践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全世界推进性别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共识,在高校内部的实践必将有利于帮助女性教师的发展,推动性别平等和共同进步。

执政党责任与社会性别主流化

贯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不断提高党组织对妇女事业和性别平等领导的科学化水平,是新形势下履行执政党责任,为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坚强领导和重要保证的迫切要求。我们要准确把握世界妇女/性别运动的趋势变化,加强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制建设,强化执政党责任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特色妇女/性别事业不断健康发展。

社会性别主流化:中国妇女就业立法新阶段

随着“社会性别”在主流理论中的认同,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操作层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妇女平等就业权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中国妇女就业立法现状,对深入了解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以及国家对男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法治文化

社会性别平等为法治文化中之当然要义。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思考人们的性别意识、现行的立法与司法,将展现出与以往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进路。社会性别平等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审视现行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缺陷,推动保障性别平等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助于我们回望、评估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执行状况,反思立法与司法中的不足,从而探讨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从网络行动到社会性别主流化:高校校园性骚扰治理路径探究

借助网络曝光和惩治高校校园性骚扰的网络行动,与一般以维权为目的的网络行动之根本不同,在于其是作为一种外在推力在参与针对校园性骚扰的大学治理。这种以网络行动参与校园性骚扰治理的"抄近路"做法,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局限。面对经由网络行动而赫然呈现于大学治理视野的性骚扰问题以及网络行动所存在的种种局限,高校必须调动自身内生动力,主动承担起治理校园性骚扰的主体责任,并赋予大学治理以社会性别意识,探索校园性骚扰治理的长远路径。国际社会和高等教育领域推行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与策略,可以作为我国高校探索校园性骚扰治理路径的参考和借鉴。

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治理、耦合逻辑与政府工具

中国政府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作出了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主流的承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有了明显进步,经历了从政府承诺到执政党意志、从宏观倡导到具体可操作性执行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大视野之下,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际社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生态与主题意蕴为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了新契机,为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内卷化治理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需置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中进行战略思考,并以现代化政府治理工具——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作为两者的互动耦合点,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特点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多年来国际社会就促进性别平等达成的共识,它是缩小现存的社会性别差距、推动性别平等的有效方式。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相关概念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和精髓;社会性别主流化以基本人权框架为基础,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性别平等为目的,形成了不同于男女平等概念的新特点。

探析欧盟职业教育同行评估——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视角

本文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视角,分析欧盟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同行评估项目,即欧盟国家如何组织同行评估,如何评估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质量领域。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下,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同行评估有必要建立数据收集与处理的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同行评估的导向作用。

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公共卫生系统再造

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一种谋求男女两性享有均等权益的策略对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论为分析基础,针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要求,对当前我国公共卫生系统进行剖析,得出了当前公共卫生系统不适应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需要对其进行再造以实现系统功能转变的结论。同时,还提出了对包含规划环节、实施环节、技术支持环节、评价和质量改善环节以及资源保证环节在内的系统5个关键环节(要素)进行调整,以实现系统功能转变的路径。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入和推进——兼谈宪法研究视阈的拓展

新农村建设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移的一项历史任务,它将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全球化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观念融入其中,可以矫正、扼制和批判现存的性别歧视现象,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性别关系的调整。由于性别歧视现象对宪政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理念的实践亦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所以,深入探讨宪政框架下的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进问题,不仅可以拓宽宪法学的研究视阈,而且可以基于宪政机制所具有的化解各类权利冲突的优越性,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全体公民人权的实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性别准入与优化法律诊所教师培训模式研究

研究认为社会性别视角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法学教育尤其是诊所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与突破口。通过文献研究与实证调查,发现有关探讨未进入、未成为学术主流。研究认为立足于社会性别视角,对诊所教师培训方法、针对性及可操作模式方面有改进之必要。推进我国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须强化培训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法律思想与思维模式,从而建立对诊所教师长期且可复制的培训模式。在充分肯定诊所教育对法学改革推动作用的同时,研究认为应以社会性别视角引导诊所教师培训模式整合。研究力求汲取国外相关成功经验,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对诊所教师培训模式作出客观评析。研究在指出我国诊所教师培训模式存在的缺失与不足时,提出将社会性别视角导入诊所教师培训模式设定与整合工程之具体设想。

社会性别主流化: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甘肃省IFAD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对改进贫困地区社会性别主流化状况的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城打工，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已经从“男耕女织”向“女性耕田男性从事非农活动”转化，妇女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承担着日益繁重的家务劳动，又在农业生产和再生产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尤其在偏僻、落后、自然条件严酷的贫困地区，女性肩负着更为沉重的负担。加上文化、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