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衔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模糊属性及其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功能界分不清,是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衔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为此,在分析两种诉讼制度内容的基础上,明确二者属于本质趋同、功能不同的两种诉讼制度。就救济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而言,应在功能主义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以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将两种诉讼制度功能进行合理调整,明确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界定为“事前预防”,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为“事后损害填补”,以此纾解两种诉讼制度在衔接适用方面的困顿。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同一破坏行为在导致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同时,往往也会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因此,文章根据救济对象的不同,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我国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的制度设计

当遭遇重大自然资源损害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可能兼而有之。然而,在规范和实践层面,自然资源损害陷入“碎片化”救济之泥淖,规范维度表现为救济程序设计的“杂乱无序”与“叠床架屋”,难以形成制度合力,司法场域表现为民刑救济由于“因循守旧”的僵化思维而“顾此失彼”,无法统筹民刑责任。为此,有必要运用一体化之思路,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引,融贯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于一体,确保学理层面的合法、正当;实践中亦应在一体化机制的运行下实现自然资源损害问题的一次性解决。在畅通自然资源损害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之法治路径层面,应以“便捷高效、全面合理地救济自然资源损害”统领民刑救济机制一体化之构建,将救济主体明确统一为人民检察院,最终确定中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同时涉及民事与刑事领域的自然资源损害案件,构建证明标准民刑区分对待,赔偿与罚金刑统筹适用等机制一体化的内部规则。

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核心部分:环境公益损害(法律事实)与民事救济责任(法律效果)。由《环境保护法》第64条所引致的《侵权责任法》相关规范既非描述"环境公益损害"的法律事实,也非确立"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的法律效果,因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范与《环境保护法》第64条本身不能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分析《环境保护法》第5条和第6条第3款的适切涵义,可以发现其蕴涵构成法律规范的结构,即作为法律事实的"环境公益损害"与作为法律效果的"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因而它们应当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途径辨析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统摄环境侵害救济,选择了环境公私益损害复合性立法路径,体现了民事环境侵权立法理念的重大突破,但在法律概念界定和具体责任构成要件设计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都过分强调公平与秩序,而对民事主体个人自由价值的保障不足。本文基于对环境公私益损害间差异性的辨析,建议将二者进行类型化界分,在厘清法律概念的前提下,对环境公益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且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不倒置、违法性要件不排除。

论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之构成及环境污染损害之救济

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复合性、潜伏性、间接性、滞后性等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也就有其不同于传统民事责任构成的特殊性。本文以公平原则为依托 ,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行为的违法性、推定因果关系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最后 ,本文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进行了探讨 ,认为要区分情况 ,分别由有关责任人承担救济义务 ;救济途径要拓宽 ,多渠道保障受害者的权益。

我国民事法律救济制度中的补偿性救济比较——兼论人身伤亡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量化

侵权行为法的目的是通过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剥夺侵权人的非法所得、惩罚侵权人的违法行为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警戒和引导,从而达到社会的公正有序。这一目的必须通过法院对受害人提供救济来实现。我国民事法律救济制度中的补偿性救济,特别是人身伤亡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尚有不尽合理之处,可以借鉴英美侵权法,通过比较研究加以完善。

论违法婚姻损害的民事救济问题

与违法婚姻有关的损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违法婚姻期间因侵权导致的损害;二是因实施导致婚姻无效或撤销的规定情形而发生的损害;三是因违法婚姻被认定无效或撤销导致的损害。第一、二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和婚姻自主权等方面的损害,可以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来获得救济;第三方面的损害是因婚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本身引起的,可以设立违法婚姻损害救济制度进行救济。违法婚姻损害的民事救济主体应根据不同的损害原因及过错情况具体确定,被救济主体是违法婚姻的当事人,救济主体可以是违法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大规模环境损害区分救济比较研究

在大规模环境损害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涵盖国家、私人以及公共利益等多重利益损害。细分不同的权益主体,确定各自的索赔依据,能够实现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充分救济。可以通过立法确定国家机关索赔处于优先顺位,只有在国家机关怠于行使索赔权的情形下,才由社会组织主张赔偿。将自然资源损失导致的经营收益和生计损失确定为普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自然人可以就此提出赔偿。

论生态环境损害民事救济的局限性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不少专家学者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进行了积极探索,也提出了不少意见。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只要纳入到侵权法进行调整,就可以实现全面救济。然而侵权法的私法局限性、找不到具体侵犯的权利支撑及其民事救济预防性责任的不足,使得民事救济论这条道路走不通。实现生态环境损害的充分救济需要在多部门法配合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关系定位

作为一种新兴的诉讼类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方面,该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且被告不能为行政主体,契合民事诉讼的特征;另一方面,该诉讼所保护的生态环境利益属于公共利益且胜诉之利益由全民共享,契合公益诉讼的特征。鉴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上述关系定位,对两者予以规范整合可更好地实现环境保护目的:在起诉资格上,通过立法使前者之原告能被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在审判机构上,明确需由环境资源审判庭或指定的专门法庭审理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案件;在证据规则上,统一对行政机关于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制作的报告等材料之证据能力进行规范;在责任承担上,应以"修复生态环境"取代"恢复原状"的用语,合理界定修复标准、完善修复方式并明确赔偿范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之思辨——兼论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顺位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顺位规则,我国环境法学界的多位学者亦以政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人说、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延伸说、政府掌握的诉讼资源丰富说、社会组织的诉讼能力不足说为论据,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然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及其司法实践,与我国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双渠道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初衷相违背,且存在边缘化与虚置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风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更符合风险预防原则,更有利于公众参与,故在寻求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时以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主导,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适恰。

成败参半的日本环境损害法律救济

日本在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立法方面颇具创造性。其法律依据不仅有《日本民法典》、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民事特别法》等一般法的相关规定,还集中体现在日本《环境基本法》、专门立法以及各个单项法规中。日本环境健康损害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日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方式比较研究

由于日本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只顾发展经济，不顾对环境的保护，使之成为世界闻名的公害大国。为了改变这一面貌，日本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理、防止公害的恶化。近年来已取得显著的成就。在从民事救济理论到损害赔偿责任立法方面，日本给其他深受公害危害的国家作了一个榜样。

我国现行工伤损害救济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劳动法对工伤损害的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在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等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最高人民法院在佚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乖勒中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据此可以认为，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采取社会保险方式对劳动者的工伤损害予以救济。

商业秘密侵权构成及民事救济

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商业秘密具有极广泛的应用范围。现实中,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盗窃他人商业秘密,从中谋利；了解或掌握商业秘密的技术人员或经营管理人员“跳槽”后,擅自泄露原单位的技术信息,或截留原单位的客户、货源等；以洽谈业务、学习取经、合作开发为名,套取他人商业秘密后。

我国专利侵权民事救济的制度设计与完善路径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是关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创新的贡献程度不言而喻,因此对其侵权民事救济制度的完备程度将决定对专利保护的成败与否。从类型化专利权的市场价值为切入,通过就不同救济方式与专利保护价值内在联系的分析,发现对专利权实质的影响,进而从"临时禁令的谦抑适用规则""永久禁令适用例外的扩张情形"以及"损害赔偿计算规则的完善"等方面就专利侵权民事救济的路径发展给出具体建议。

未使用注册商标的民事救济与限制——评中农科公司诉中农集团公司侵犯“中农”商标权案

注册商标依法应予保护,但民事救济方式的适用应当区分该商标是否已经实际使用。未使用注册商标,是指权利人提起保护请求之前从未使用或者已经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注册商标。未使用的注册商标仅有商标之形式而无商标之实体,侵害此类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混淆,权利人不会因此受到损失;侵害人无从借用此类商标的商誉,侵害人不会因此受有利益。侵害未使用注册商标的损害赔偿应以权利人因制止侵害行为的合理开支为限,但权利人可以请求侵害人排除侵害和防止侵害的发生。同时,侵害他人商标权之专有使用权的,侵害人负有以合理许可使用费为内容的不当得利返还义务。

生态环境损害行政主导型救济模式初探

为应对生态环境损害、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我国逐渐建立了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基础的生态环境损害双轨制救济模式。其形成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并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常规路径。面对生态环境损害双轨制救济模式存在的公私法救济错位和双轨制融合不畅的制度困境,有必要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行政主导型救济模式:采用融合路径对现有环境治理制度进行修正,以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要求为引导,实现行政修复义务与民事修复义务的协调,并厘清各类型环境治理制度的顺位。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发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成为时代发展的必要。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司法实务中，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刑事被害人在受到利益侵害时，其精神损害赔偿诉求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