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修正的海洋生态修复偏好研究

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单边界二分式引导技术评估青岛市居民海洋生态修复偏好,并从内疚和抵抗心理两方面就社会总体偏差与同伴效应对修复偏好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为政府激发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的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结果表明:(1)青岛市居民平均每年愿意为海洋生态修复捐赠184.386元,考虑属性重要程度结果表明生物数量的改善可显著提高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而公众对改善海水水质和海岸环境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偏好。(2)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均对公众海洋生态修复支付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3)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可通过激发受访者的内疚感提高生态修复支付意愿,但也会导致抵抗心理抑制参与积极性;主观规范正向调节社会总体偏差和同伴效应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揭示了公众在海洋生态修复中的偏好和竞争性心理对陈述偏好的影响,可为促进公众参与海洋生态修复和提高海洋环境资源价值评估准确性提供参考。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总体性在场探析——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逻辑

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它总是在场。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看,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总体性""在场"是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在场",它具有客观性、总体性、始终性、系统性、选择性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有四重空间,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活动,"社会总体性""在场"在这四重空间有不同的体现。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逻辑为指导,树立思想政治教育有"社会"始终"在场"的观点,建构新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担当思想政治教育独立角色,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上下和谐的社会生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

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难题——主体自由与社会总体化之间的复杂张力

缓解社会总体性和主体自由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社会整体演进的关键所在,也成为现代高等教育无法回避的历史性任务。但对于这一历史性任务究竟能够有何积极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并无足够清醒的判断,它还在现代社会总体性和主体自由的紧张关系中犹疑、徘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对社会历史与社会结构作总体性把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特征。卢卡奇在主客体辩证法的意义上强调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进步过程,阿尔都塞则把社会理解为一种结构性总体,从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性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人的自由的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论

人的自由,在西方主流思想史中往往被归结为“纯粹化”的抽象的自由。但是,人的自由只存在于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社会总体中。只有经由社会总体性中介,才能展示人的自由的全面性规定。社会总体性在时空层面,展示为社会结构总体性与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统一。社会总体性中介视域内的人的自由,不是任何形式的“纯粹化”的抽象自由。在全面性规定上,人的自由既与不自由相异又与不自由相融,既与不自由冲突又向不自由开放,是生成性的否定或否定性的生成。人应从“纯粹化”自由的虚幻向往中抽身,让自由从“彼岸”渡回“此岸”,从“神圣”归回“世俗”。

社会总体性想象的东方表征——巴尔扎克与中国

巴尔扎克对体系化和总体化有执着的追求,这使他对中国的论述有一种将片面印象上升为全体的化约倾向。他悖论性地将中国的滞后性视为优势,这其中蕴含了他保守的社会政治主张。而在中国方面,巴尔扎克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被固化为现实主义,这一定位推动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这在典型作家如茅盾身上体现为对社会面貌的总体化再现,而对巴尔扎克的解释和借鉴,则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正义观的社会总体视域及方法论原则——基于马克思社会理论总体叙事的反思

马克思的正义观实质为社会总体的理论构型与方法论原则的体现。马克思正是在社会总体理论基础上完成了正义观的革命与转换,赋予正义内在基于社会总体的价值共识、规范功能与评判标准,超越和克服传统正义观内在的个体与群体、普遍与特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也正是其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内在根据。社会总体理论视域中的正义观融合了社会实体性内容,既要求对正义问题及根源进行总体把握与综合考量,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体定义和把握正义的评判标准与规范尺度,又指向了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总体变革中的正义推进与实现路径,深化对正义实现的历史条件、现实可能及其实现限度的理解,以此推进正义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

社会总体科学能力分布比较研究

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本领和“内在动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又分布在各个地区(各省、市)和地区各系统、各行业之中。研究国家或地区的科学能力的状况和发展问题,需要研究它在有关系统的分布状况和作相应的比较。要定量地表述科学能力在有关系统的分布状况和作分布比较,必须建立它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公式。本文就科学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布比较计算公式,它们的应用和验证等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

社会总体劳动与价值创造

本文认为,为了使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也更有利于发展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应当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关于价值创造与社会总体劳动的理论与方法;澄清一系列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更不符合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念;扩展价值创造和生产性劳动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按劳分配与接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在结合奠定理论基础。

国内学界《资本论》科技理论的研究方法、主题与症候——社会总体式分析视角

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更是马克思论证剩余价值规律的重要环节。在资本作用下,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手段,与人的发展相分离和异化,并且奴役和制约人的能力发展。只有变革资本私有制,在公有制“普照之光”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及其发展才成为人发展的目的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力。运用Cite Space 6.2.R1软件,选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简称“北大核心期刊”),对以《资本论》文本为语境,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资本)、生产方式、阶级、国家、法律、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上述研究呈现出交叉融合,宏观、中观与微观层级式结合,创新激活原理等症候,并将继续沿着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渗透、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微观化、MEGA2文献的新发掘等方向推进《资本论》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研究。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总体性社会情绪

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是指弥散在不同社会群体之中、容易形成共鸣并分享的一种相对一致的群体表达,是人们在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以及行为取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信念、精神和价值观。总体性社会情绪主要由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与行为取向组成,并通过满意度、社会信任与社会信心实现操作化,其功能则主要在于社会整合与结构维持。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的结构之中,其结构的二重性表现为在总体性社会情绪引导下的社会行为既维持结构,又改变结构;对人们的行为有制约作用,同时也是行为的前提与条件。国家治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这种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通过总体性社会情绪来认识时代与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政策工具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启示价值。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恢复

为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界定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尝试,是柯尔施一生理论著述活动的主旨。坚持批判第二国际正统派及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教条化阐释,恢复原初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是柯尔施的理论初衷。在柯尔施看来,原初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内容与方法、科学性与价值性等相统一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理论。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社会革命观的理论坚守,对创新阐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时代贡献。

制作“舞蹈”:一个总体社会现象的注解

基于福建华安高山族传统舞蹈发展过程的分析,解释高山族人演出时对舞蹈的热情与日常生活中对舞蹈的疏离这一强烈反差,并用莫斯的“总体社会现象”观点来解释反差中不同面向的关系及其作用。以高山族舞蹈为主的文化展演,是在民族工作和对台工作背景下政治、经济、亲属关系、生计、审美、身体等各种关系的叠加和呈现。研究发现,不同力量在各种节点上对舞蹈发明或表达的意涵和关系,会成为下一次进行意义生产的前提而非否定的对象,通过展演将原本积累的意涵同时表达出来。本案例有助于我们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反思各族人民在具体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经验。

试论公共政策的社会总体利益取向

公共利益内涵的模糊和不确定,以及关于公共利益的种种争论,对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说”提出了挑战。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此目标决定了公共政策的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取向。“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与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统一的保持“公共性”是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追求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是“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

本体:个体与总体——对解构“良知本体论”的一种回应

良知概念由孟子提出,王阳明、牟宗三将其提升至本体层面。在“良知本体论”中,“良知自我”在与经验世界中的个体(人、物)、个体间(情、事)及万物总体互相关联之整体中发生而为“良知本体”。“良知本体”包含两层结构:第一层为由“自我”“身体”“他者”构成的多元个体世界,第二层为由社会、历史构成的生活世界总体。“良知知是知非”是分解地、抽象地论述“良知自我”之特性,“良知与天地万物一体”是圆融地、具体地论述“良知本体”之体性。由这两层结构可知,“良知本体”是统贯万物而与之为一体的根源性总体。据此可以对以“实存性”“多元性”“总体性”解构“良知本体论”的观点予以回应。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

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而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高低则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鉴于长期以来国内对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混淆,而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测度范围也相对较窄,本文在对两者进行对比和界定的基础上,以去商品化标准和社会支出方法进行了社会福利总体水平的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曾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波动与徘徊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还遭遇了市场化的冲击与影响,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目标下得以逐步提升。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总体水平为9. 57%。

“关系”叙事学与社会总体性的重建——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视域中的刘震云小说

刘震云的小说,虽然可以分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但有其一以贯之的线索。某种程度上,"关系"一词,以及作者对这一词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表现构成了他的小说的内在关联性。他从关系的角度试图去把握这个世界,这使他的小说与以下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总体性坍塌后,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有无建立的可能?如何建立?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有无重建社会总体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具有整体意识并自有其宏阔构想的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