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城市灾害社会恢复力指标初探——以“莫兰蒂”台风为例

气候变化导致许多灾害的发生频率加快,破坏强度增加,提高城市的韧性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作为韧性的核心内容,社会恢复力对于灾后恢复评估及灾害的社会影响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数据为背景,关注公众心理恢复,探究反映社会恢复能力的指标及其与受灾情况之间的关系,对厦门市展开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的公众心理恢复时间最长,三明市最短;公众对莫兰蒂台风的关注度与其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有关,随台风在时空上的逼近而增高;表征关注度的公众搜索指数和公众心理恢复时间这两个反映社会恢复能力的指标都表现出与受灾情况良好的正相关性,可以作为社会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但各自的影响机制不同,有待深入研究。

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②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③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④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北部、中部的集中分布为主。

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实践局限为视角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模式,对于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如静态存在、模糊使用以及优先权未确定等时代局限。为此,有必要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原则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发展新的思维范式。通过引入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原则,可持续发展可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挑战。

疫情时期中国金融政策对提升社会经济恢复力的效果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各省份社会经济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如何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成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熵权法和TOPSIS法,以金融政策传导机制为理论基础,选取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得到疫情下金融在社会经济恢复力中的贡献;在熵权TOPSIS法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整合截面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金融政策对社会经济的恢复有显著影响,可显著提升社会经济恢复力,但金融基础对社会经济恢复效果的影响则不显著。

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辨识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落后状态,开展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时空特征评估及关键要素识,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和绿色丝路建设至关重要。基于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风险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了2000—2015年尼泊尔县域尺度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厘清了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县域尺度上主要集中在中低和中等恢复力水平,而中高恢复力呈由南向北逐渐降低态势,南部地区以及位于中部发展区的首都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恢复力水平相对较高;(2)2000—2015年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不同阶段呈现波动变化状态,2005年恢复力最优,2010和2015年部分区域恢复力降低明显,系统恢复力区域间差异逐步增大;(3)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风险对系统恢复力提升的总效应分别为0.99,0.07,0.11,0.89和-0.12;按照指标影响程度来看,尼泊尔提升恢复力的关键路径主要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降低灾害风险。未来尼泊尔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平台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交流,提升社会保障与区域均衡发展,促进产业升级及积累资本,发展生态林业并加强灾害监测及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社会-生态景观恢复力测度与影响机理

为提高区域恢复力状态、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象,选用改进TOPSIS法,探究生态、社会、生产子系统及其综合恢复力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研究区恢复力状态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至2018年恢复力状态回归上升趋势;空间分布上,综合恢复力高值集中分布,低值分散分布;恢复力影响因子与恢复力状态之间为线性关系,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地质灾害胁迫下的社会经济恢复力评估及其提升策略——以都江堰市为例

地质灾害是困扰易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有效的社会经济恢复力评估可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直接指导。本文从灾前内在条件、应对能力、适应能力、暴露度和脆弱性5个维度构建社会经济恢复力评估模型,并以都江堰市为案例区,评估其2000-2016年社会经济恢复力水平,分析关键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本文构建的社会经济恢复力评估模型具有较好的评估精度;(2)都江堰市的社会经济恢复力呈波动上升趋势,汶川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对恢复力影响显著,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的影响最大;(3)灾前内在条件显著受人均GDP和基础设施投资指标影响,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劳动力占比指标对灾害应对能力的影响最大,灾害适应能力显著受居民现金收入、开展搬迁避让和工程治理的隐患点百分比、恩格尔系数等指标影响;(4)建议地方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加强防灾减灾培训演练、加强灾害隐患点治理和吸引劳动力返乡就业等多种方式,提升社会经济恢复力。

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时空分异研究--以安徽境内大别山区12个贫困县(市)为例

基于可变模糊识别模型分析2008—2017年安徽境内大别山区12个贫困县(市)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时空演变过程,采用障碍度模型揭示恢复力影响因素和特征。研究表明:(1)时序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仍处中低阶段。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整体微升,局部年份有突变;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发展逐年提高;生态子系统恢复力"上升-下降-上升"反复波动,整体呈下降趋势;(2)空间变化上,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总体上呈"极低-较低-中等"递进发展,各县(市)由分化到趋同,中部最快,南北均衡并进。其中,社会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相对较弱,部分相邻区域阶段一致,总体北部快于南部;经济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较强,连片提升,进度相似,总体南部快于北部;生态子系统恢复力空间关联性居中,部分区域短时间内步调一致,总体南慢北快。(3)旅游发展、人地关系、生态环境是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县(市)越临近,影响因素相似度越高,但随地势复杂性增加,相似度由北至南递减。

基于SEPLS模型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及其在保护成效评估中的应用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SEPLS),在传统知识传承保护、粮食与食物安全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GIAHS保护及管理工作,本文在分析GIAHS评估重要性和恢复力概念的基础上,以联合国大学(UNU)等团队开发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评估框架(SEPLS模型)为基础,构建了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GIAHS-RAF),明确了其评估及计算过程。并以中国第1个GIAHS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Qingtian Rice-Fish Culture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RFC)为例,通过对核心保护区——龙现村在2004年(GIAHS项目授牌前)和2016年(GIAHS授牌11年)的恢复力状况进行评估,探讨模型在GIAHS保护成效评估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显示:1)2016年龙现村恢复力整体状况相对较弱,各项资本评估得分为:物质资本(0.75)>经济资本(0.63)>人类资本(0.61)>社会资本(0.57)>自然资本(0.38);2)虽然农户收入来源多样且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能较好地满足社区需求,但是遗产地内部农业物种较少,农户对于系统提供的粮食多样性尚不是非常满意;3)相较于2004年,经过11年的保护工作,研究区恢复力有所提高,说明GIAHS项目的实施对该遗产的恢复力有积极影响,尤其是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两方面。评估结果与该区域相关研究结果及实地调查情况一致,说明所构建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对GIAHS项目及其他相关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基于恢复力的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发展研究

气候变化增加了城市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城市提高灾害恢复力,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就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城市恢复力是应对灾害风险不确定性的能力,而灾害周期管理和基于灾害风险信息的良性决策循环为提高城市恢复力提供了机会。提出基于恢复力的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发展路径,即以风险评估确定提高城市恢复力优先次序;结合土地利用规划,采用生态系统管理的方法,利用自然景观提高城市恢复力;通过城市改造,建立基于社区的极端天气恢复力;创新风险融资和转移机制,提升财政恢复力。

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定量评价研究

从社会-生态恢复力出发,建立恢复力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并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进而对青海省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呈上升趋势,各子系统对综合恢复力的贡献大小不一,其中经济子系统对综合恢复力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环境子系统.

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的定量评价

从社会-生态恢复力出发,引入PREE系统恢复力的内涵、特性以及研究意义;并从PREE系统结构确立恢复力定量评价的指标体系;提出用极差标准化对数据标准化、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等评价方法。然后实例对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西宁市PREE系统恢复力呈逐渐上升趋势,各子系统对于综合恢复力贡献大小不一,经济子系统对综合恢复力贡献最大,其次是环境子系统。

深度不确定性与应急管理

科学在消减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新型不确定性。伴随危机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社会恐慌与应急管理失序的源头。本文从风险及其社会放大视角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恐慌的产生与演化机理,提出了"深度不确定性"概念并将其视为政府应急管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揭示"命令—控制"型应急管理体系与突发事件之间的"情境差距"的基础上,指出完成应急管理适应型模式转变的必然,最后从灾害的社会恢复力视角指出社会信任、公众理性精神是应对深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基础。

以网络型治理应对系统性风险

应急管理必须从源头的风险治理开始,实现应对的重点"前移"、应对的主体"外延"。当下,风险几乎都具有公共性和系统性;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以科层制为基础,在面对突发事件情境时既有其优势,也会出现目标偏差、能力瓶颈、内部冲突、孤军奋战等先天不足,尤其是在面对风险时。应对系统性风险必须容纳多元参与,即由管理升级为治理;如果说科层制是最好的管理结构,那么网络型结构才最适合于治理。为了建立健全网络型风险治理结构,必须从单一主体管理走向多元合作治理,从"命令–控制"型走向适应型,从社会脆弱性分析走向社会恢复力建设。

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社区旅游规划的视角

近年来,恢复力规划逐渐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替代范式,为快速变化中的社区发展和社会-生态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社区恢复力这个新兴概念在很多学科已有所涉猎,旅游学者也从某种程度上逐渐接受这一理念。但大多数关于社区恢复力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重大灾难和危机等突发事件,鲜有对渐变事件和过程进行研究。因此,建立一个包含缓慢变量的新框架将进一步拓展恢复力相关研究。论文中建立的旅游恢复力模型包含了从慢到快的变化速率以及从业主到社区旅游收益的不同尺度,并得出一个2×2矩阵,该矩阵中呈现了4种相互区别的恢复力主题、方法和测度,涵盖了从企业家维护日常管理的需求到社区灾难的应急、响应和恢复等诸多方面。作者进而通过对台湾乡村旅游的研究,修订了SCR模型,建立了应对扰动和变化的社区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系统及子系统推广模型。新的模型改变尺度、变化和恢复力的通用模型,具有等级体系,包含一个系统和至少一个子系统,并以阈值线来界定区分变化程度。另外,对SCR模型的四个象限进行了正式的命名,即管理、资源、规划、治理恢复力/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