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因城镇化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儿童照料资源日趋消解,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然而,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支持家庭”“多元共治”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要实现“社会救助”向“社会投资”的理念转变,应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为根本,从导致亲子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利用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家庭”手段,构建政府、家庭、社会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以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社会支持政策体系构建

随着农村家庭结构、居住方式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亟需社会政策的全方位支持。本文从梳理家庭养老功能演进入手,分析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新问题,提出重塑家庭养老价值以促进养老功能的回归,最后从理念、原则、实施手段及内容等方面构建多样化的社会支持政策体系。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既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 ,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 ,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 ,既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护 ,又要能够有效发挥社区服务和“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 ,从而化解政治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支持政策分析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一项典型表现。文章从婚恋行为、个体福利、生活支持和公共安全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困境,从地区和年龄层面评述了针对该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研究认为:为了应对该群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潜在负面影响,国家和政府需要采取行动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完善针对该群体的碎片化的社会支持政策,加快建设系统化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政策体系。

社会支持政策对贫困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文献综述与展望

研究社会支持政策与贫困家庭教育投入的关系,能够为政府宏观政策的制定及合理性判断提供微观的依据,有利于其从更高层面分析和制定政策。本文梳理了贫困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社会支持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支持政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产生积极影响:一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来补给供方;二是通过社会救助政策的收入补充效应与成本降低效应来补给需方。社会支持政策对贫困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国内研究对此尚无定论。因此,有必要在实证研究、政策文本分析及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从福利体系顶层设计角度考量未来我国贫困家庭儿童福利制度建设。

个体调适与社会政策支持:高龄青年女性再生育与工作和家庭平衡研究

在"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青年女性面临再生育的选择,面对这有可能到来的生育高峰,本文提出需要同时从个体调适和社会政策支持两方面加以应对。个体调适策略有以下形式: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让父母的言传身教成为最自然的家庭教育;培养和引导配偶及家人分担育儿工作;阶段性就业或寻找可以兼顾母职的工作;在事业有基础之后更有利于兼顾母职等。支持型社会政策建设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义务教育阶段的竞争性,走出"强化性育儿"的误区;以父母假等政策引导两性共同分担育儿任务;发展多元的育儿社会支持形式;推动"家庭友好用人单位"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支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江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瓶颈问题,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充分关注。本文在对相关研究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实证调查,指出江西省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户籍、土地、就业、社会保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本文认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规划,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立完善的城乡一体人力资本市场。

反社会排斥:失地农民和谐就业的社会政策选择

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社会关系网络排斥等多方面的排斥是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障碍,社会排斥不仅会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和限制,同时也会损害社会公正,最终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反社会排斥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看成是消除贫困、消除歧视和偏见以及清除种种障碍以获致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的重要途径。制度上的安排要克服集体排他的倾向,给予失地农民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对失地农民就业进行社会政策支持,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新农村建设。

从女性劳动参与率审视我国社会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5-35岁之间黄金劳动年龄范围内。在这一时期,女性劳动者面临着怀孕哺乳、儿童照料、家务劳动参与以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双重任务,处于工作与家庭的剧烈冲突之中,劳动供给极为困难。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文章从性别歧视、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情感归属上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借鉴韩国、美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经验,从儿童保育、措施或政策、公平就业机会、防止怀孕歧视、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提出提升有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的参与率的一些社会政策建议。

完善欠发达地区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的社会政策

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在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中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尤其是在老人精神慰藉方面具有其独特作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完善支持家庭养老及家庭照顾的社会政策。此外,还应建立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政策,通过政策引导相关机构为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的衔接、融合及轮值作出贡献,加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力度,扩大由政府买单的公益性服务的受惠面。

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政府扶持模式选择——基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比对

国际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尽快补齐短板,也要求政府在产业扶持中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清晰地分析经济政策支持与社会政策支持影响企业基础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机理,也未明确解释政策扶持范围边界和可能产生的扶持越界。基于158家企业498份问卷数据,应用分层线性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容易产生政府扶持越界行为;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能明显减少政府扶持越界行为;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二者共同使用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阶段、企业客观需要和市场有效参与的基础上。

农村老年妇女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老年妇女的贫困、医疗、保健、日常生活照料及合法权益等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的缺失和社会性别意识的淡薄密切相关,只有将老龄工作纳入性别视角,制定老年妇女社会支持政策,建立为老服务系统,才能有助于上述农村老年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

中国城乡困难人群的社会心态与社会参与——基于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结合2017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城乡贫困人群的社会心态、人际交往与公共参与状况。数据结果显示,大部分城乡困难人群存在负面和消极社会心态(如自卑、无望感、沮丧焦虑等),经济状况越差者,其消极心态越趋明显;困难群体的交往意愿较为强烈,行动上并未呈现出显著的交际封闭和自我关系隔离;困难群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活动的热情整体不高,且行动与意愿之间有一定距离,尤其是流动人口因受制于户籍及空间距离,参与基层选举的比例相对偏低。影响因素上,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就业与经济状况、城乡分割等造成了他们在社会心态、交往和参与等方面的分化与差异。对于困难人群受到负面情绪侵扰、公共事务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从促进就业,加强情感关怀和组织动员,强化社区社会工作,创新社区活动载体,构筑社会安全阀机制等方面入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孩生育”政策与未来生育率变化趋势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了中国人口的快速老化趋势。为调整人口结构,政府不断改革计划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生育",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夫妇的生育需求。但在社会转型带动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当前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已大大高于实际生育率。为此,2021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力图通过逐步强化的激励措施,全方位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提升人口生育率,缓解老龄化趋势,改善人口结构。当前的制度配置,可能会改善生育环境,但却很难迅速提升生育水平。正因为如此,需要设计制度红利的释放目标:第一,短期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第二,中期维持并波动提升生育率;第三,长期旨在建构生育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