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权力、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收入差距: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特征

中国分配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膨胀促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模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造成人们之间机会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要缩小社会收入差距,重塑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必须从解决产生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入手,即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严格界定收入分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实现人们之间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视角中的中国社会收入差距

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和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不平等。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从机会平等着手,一方面,重视解决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重视解决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不平等。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我国贫困人口大大减少。1979年,全国农村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贫困人口占30%,现在已下降到3%。这是改革开放的显著成果。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以国际上反映收入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为例,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45,超过许多发达国家。2003年,城镇金融资产分布的情况是,

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影响分析——基于在杭建筑行业农民工的调查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对社会收入差异的扩大和农民工群体已有许多的研究和关注,但是真正把收入差距扩大和对农民工心理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本文选择浙江省杭州市为重点调研区域,对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给在杭建筑行业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弥合社会收入差距促进贸易伙伴多元智利经济改革收获成效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把国家定位为“第二道资源配置机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是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在该地区33个国家中，中等收入经济体有28个。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智利、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8个拉美国家就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多数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中一停就是40多年。智利自由和发展智库研究员弗朗西斯科?克莱普表示，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难以处理好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味追求即时利益，忽视了对财富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进步目标的关注，导致发展不平衡、难以走出这一阶段。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与社会收入差距：权力寻租的视角

官员规模、公共品供给效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是当下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把三个问题纳入到一个故事框架下来分析和解释。生产的进行需要官员提供资源帮扶,这需要通过雇佣下级官员来做到;当私人利益进入上级官员的收益函数时,上级官员就会促使资源的供给"人为"稀缺来设租,从而便于下级官员从生产者处收取资源租金;而资源租金的收取使得下级官员的收益高于其外部选择权收益,从而增加了下级官员职位的竞争性,又由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职位任命权的垄断,使上级官员从下级官员处收取职位租金。分析表明,权力的设租寻租行为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个能较好限制官员关注私人收益的社会中,官员规模较小、公共品供给效率较高且因权力寻租而造成的社会收入差距较小。

台湾社会收入差距现状、成因与启示

收入差距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一定的收入差距不但是合理的，还能成为促进竞争、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但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的产生，尤其是在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熏陶的中国社会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会产生更大的政经影响。

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的影响

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既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需要将实际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的上限进行对比。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非正式制度中对收入正当性的关注、嫉妒心理、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西方国家运用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差距的考察及其启示——从库兹涅茨曲线谈起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实际上只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化的一种假设,对社会生活有着更为直接影响的实际收入差距从来就不存在自然扩大或缩小的问题,它实际上始终都是社会政策调整的结果。通过社会政策把实际收入差距调整到一定范围之内,这是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持续运转的一个重要经验。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表明,社会政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进行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工具,它通过控制收入在国民间的配置,促进社会公正,成为保证社会持续稳定运转的重要工具。对我国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建设,以达到控制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目前,提高社会政策的统筹性,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提高农村社会政策的投入和建设水平,是当务之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演变趋势——以马克思的私营企业管理劳动二重性理论为视角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的大背景下,《资本论》对我们深入认识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的真正原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逐步缩小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要以马克思私营企业(以下简称私企)管理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基础,建立对私营企业管理劳动的社会贡献和资本逐利性的评价机制;二是要以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指导,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机制;三是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限高与堵漏"相结合的收入分配监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逐步缩小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从而为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收入分配差距

十八大报告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刚刚落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对社会经济发展做了全方位的调整和部署。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从而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促进共同富裕。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实现公平正义，而实现公平正义则需要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

理性解读“贫富收入差距高达十八倍”

“贫富收入差距高达18倍”,虽然可以说明社会有不小的收入差距,但也没有必要诧异过分,我们需要的是理性解读。

杨宜勇：缩小收入差距要调高最低工资 限制垄断高收入

《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强调，未来将继续深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要进行调控，进一步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提出要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指出：因为现在社会收入差距太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阻击”教育改革

“如果全社会收入差距没那么大，上学难的问题也将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把缩小收入差距形象地比喻为突破教育领域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牛鼻子”。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

共同富裕是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认真解决社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居民收入相对比重下降凸现收入分配不合理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在第七届新人力论坛上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低于GDP增长率0．8个百分点。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小丽表示，收入分配改革严重滞后，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长较慢的重要因素。目前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5警戒线，从社会阶层来看，

我国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估计及计算方法探讨

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实际收入差距水平如果在这个区间内,那么就说这时的收入差距基本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就是这个区间的上限,即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一旦实际收入差距水平超过这个上限,就意味着收入差距过大了。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弱势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绝大多数民众是否能够实现或实现了上升流动,可行能力中除收入之外的差距,收入的正当性,嫉妒,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程度,国际上收入差距的警戒值等。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值的确定,可以采取四种方法,即定义法、函数计算法、近似计算法、粗略估计法。

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农户消费

本文首先借助地位关注理论解释收入差距对农户消费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0~2014年调查数据构建平衡短面板做差分回归,通过区分当前和潜在社会资本,研究社会资本在收入差距影响农户消费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不论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是城乡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扩大均会显著挤压农户消费;(2)当前社会资本可能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而非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户消费的挤压,引入地位性消费后仍然如此;(3)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农户积累潜在社会资本的必要性较高,农户消费受收入差距的挤压更为明显,地位性消费占比更高,从而改变农户消费结构。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降低潜在社会资本存在的必要性有助于降低地位性消费,优化消费结构。

提高国企上缴比例又能怎样

文字国有经济利用垄断权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和整个社会生产率下降。提高国企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也许只是改变社会现状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合理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