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汉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以“刘文伯”等谣言为例

历史告诉我们,当社会政治面临或陷入危机时,谣言尤其活跃。汉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各种谣言,如流言、讹言、妖言、童谣、谶言等,常发生和广泛传播于灾祸频发、政治动荡、社会混乱、治安恶劣、危机丛生的年代。一些谣言在社会危机中有其建设性作用,例如协助人群宣泄情绪、解释处境、满足其心理需求,或探测舆情、宣示诉求、引导舆论。但是不少谣言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许多情况下,谣言可以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可以令原本相互猜疑、倾轧、紧张的社会秩序变得更加混乱,为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更为严重的潜在危患。汉代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统治当局在开放言路及增加议政的透明度基础上,真正视谣言为社会疾病的征兆、民众不满情绪的折射,认真分析诊断,积极回应谣言所反映的民众诉求,全面调理体质,努力解决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从而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假以时日,虽然不可能令人类世界的谣言绝迹,却可将其负面影响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程度,增进社会的互信,缓解危机。

赫勒的后现代理论基础:西方政治危机的自我救赎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主要代表阿格尼丝·赫勒站在现代性的门槛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和社会进行了回望和反思,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断裂和终结,而是现代性自身的延续,是现代性理论引导下政治实践危机的表征,这种政治危机不但危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安全,同样波及东欧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命运。由于现代性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因此后现代政治状况又是一场"欧洲的改革"和"政治文化的创新"。后现代以现代性的拯救者弥赛亚的面目出现,它意味着现代性自身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它在不断自我检视、反省、批判中完善自己。同时,阿格妮丝·赫勒和费伦茨·费赫尔也认为后现代思想在多元、差异的立场下可能导致极端相对主义,因此他们试图在现代性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中寻找彼此联系的纽带,重建现代性的统一性。两人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殊途同归之处是基于"个体关怀""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自由、民主、正义、平等的实现。

特朗普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与秩序走向

新自由主义作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西方主流经济社会思潮,曾主导美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长达20多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迫使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特朗普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他对内采取放松管制、减税、削弱工会、限制非法移民、祭起关税武器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混合体。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裹挟下,特朗普改造了新自由主义。在这种社会政治思潮的交织共振下,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正经历重大调整,给世界秩序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