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新诗大众化、民族化与社会政治学模式(上)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文艺学概念 :社会政治学模式 ,用以概括本世纪从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文艺的主要走向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作者以新诗大众化、民族化的具体历程对社会政治学模式自兴起、发展到占统治地位以至衰亡的全过程作了勾画 ;并以上述历史过程为背景 ,对郭沫若、艾青、田间、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代表性诗人及诗派各自的命运 ,从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角度 ,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审美流变

散文是最能表现主体精神和最能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形态的文学文体。中国现代早期散文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特质。然而这一审美特质在1930年代之后逐渐消弥,其原因是社会政治学模式的"君临"作用。当代散文表面的繁荣无法掩饰散文应有的审美特质的遗弃和失落,只有开放的文化背景方能培育出绚烂美丽的散文之花。

泛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审美轨迹

散文是最能表现主体精神和最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形态的文学文体。中国现代早期散文充分体现了这一审美特质。然而这一审美特质在三十年代之后逐渐消弥，深刻原因是社会政治学模式的“君临”作用。当代散文表面的繁荣无法掩饰散文应有的审美特质的遗弃和失落，只有开放的文化背景方能培育出绚烂美丽的散文之花。

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过程略论——“新文艺理论体系论”之十三

"五四"及其以后时期的新文艺运动呈现为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在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与创作实践中,社会学模式被移植过来,并愈益政治化,最终形成社会政治学模式。这一模式在40年代初期已经完全确立。社会学模式向社会政治学模式的演化,因文体特征的不同,其演化的途径与表现的形式并不相同。在散文领域,这一演化体现为"言志"与"载道"优势地位的掉转;在新诗领域,以歌谣体的兴起为标志的大众化运动及其向着民族化方向的发展,是其具体的演化途径;在小说领域,观念与写实关系的变动,是这一过程的体现;而在戏剧领域,戏剧改革的路线为京剧革命的路线所取替,样板戏及其创作原则之向着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戏剧领域的覆盖,则是这一模式形成并膨胀的历程。政治需要,特别是政治权力对于文艺问题的驱动,乃是社会政治学模式运行的内在机制。"形散神不散"论、"小我化入大我"论、"更典型"论及"三突出"创作原则,是社会政治学模式下的创作论。在社会政治学模式下,文艺批评有一条规律,便是它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上纲分析有愈趋激烈的倾向;而强调本质论、热衷于主题分析、上升到原则高度给对方定罪,则是当时文艺批评的一些特点。新时期各种文学体裁与戏剧类别都面临着摆脱社会政治学模式的任务,并由此而展开了新的面貌。

20世纪中国散文理论之变迁

本文重在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理论发展的脉络:基源于新文学运动的内在矛盾,现代散文虽在二十年代取法西方浪漫主义,但在三十年代便产生了“言志”说与“载道”说的斗争。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社会政治学模式占了统治地位。新时期中“净化”说与大散文概念之争,仍然表明了侧重社会功能与侧重艺术性的两种倾向的对立。散文理论的今后发展,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实现文学观的转变;一是文体史的精密化。消弭二元对立,以一种浑化的展开来看待历史,是二十一世纪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