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节点在线机制的纳什均衡和社会最优策略

针对P2P网络中节点均追求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导致系统收益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的问题,提出向请求节点征收接入费用的方案。依据P2P网络节点的在线机制,建立服务台数随机变化的连续时间排队模型,采用矩阵几何解方法,基于不可观察排队规则进行系统模型的稳态分析,给出节点平均延迟以及节点激活率等指标的表达式。构造收益函数,分析节点在线机制的纳什均衡策略和社会最优策略,通过合理的收费方案,实现P2P网络的社会最优。

认知无线网络频谱分配策略的社会最优问题研究

结合离散时间排队理论和博弈论,进行了认知无线网络中频谱分配策略的社会最优问题的研究。考虑到主用户(PUs)对次级用户(SUs)数据包的传输中断,建立了一个带有传输中断及中断重传的排队模型,并使用矩阵几何解的方法进行排队模型的稳态分析,给出了次级用户数据包的平均延迟。从不可观察的排队规则出发,令次级用户数据包根据传输所获得的回报及逗留在系统中所花费的代价决定是否加入缓存,揭示次级用户数据包在个人最优策略下的加入率大于社会最优策略下的加入率。针对不同的数据包到达率及服务率,通过数值实验,给出了次级用户接入频谱的合理费用,实现频谱分配的社会最优。

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研究假设与评价分析

目前,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虽已得到理论家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运用研究假设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企业相关者利益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的三维空间理论模型,并在对企业社会绩效静态评价基础之上,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以探求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均衡、不同向发展下的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即企业社会综合绩效构成与评价,旨在为企业社会绩效研究提供一种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绩效有较多的影响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时有碰撞、对抗或不统一性,从而导致各维度上的社会绩效存在着非同向发展情形。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考虑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即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并且引入企业社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只有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点出发,才能促进企业更好与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目标。

相关者利益“对立”下的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实现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虽是理论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实践中的企业社会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博弈分析的方法,探寻在企业各方利益的相互牵制与对抗中,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实现的可能性及实现的过程。研究表明在影响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的因素中,存在着正向和反向因素,其中政府、经营者是最主要的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为了企业全部相关者利益不被无谓的"蚕食",所有利益相关者愿意达成合作,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实现。这种"合作剩余"吸引着产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使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故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的实现,就是影响其因素中的两种相反力量合作博弈而达于均势的结果。诚然,"均势"的形成,必须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发挥政府"刚柔相济"的管理作用。同时,强化经营者的责任理念,促使其采取合作的策略,以实现农业、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环境保护中怎样谋求社会最优

随着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保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运用博弈模型对绿色税的开征给出一个微观的量化的解释，论证纯粹的市场机制会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引起市场失灵，而政策动态不一致又导致不可置信的威胁。唯有通过立法开征绿色税才能使纳什均衡达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要求。

谁损害谁赔偿:实现社会最优的财富分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于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这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的“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清单47项任务中的一项。

基于离散时间G-限量排队的区块链系统的社会最优

数字货币受到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等行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学术界对其底层区块链技术的研究热潮。为了最大化区块链系统的社会收益,研究交易个体的纳什均衡到达率与系统整体的社会最优到达率。结合区块链系统的挖矿过程、区块验证过程及矿工之间的同步行为,在离散时域下建立带有批量服务及空载服务期的G-限量休假模型。采用再生循环法,给出系统内的交易数母函数,得到交易平均确认时间。进行系统实验,在不同的区块容量下,刻画挖矿系数与交易到达率对交易平均确认时间的影响。针对完全不可见情形,构建收益函数,改进布谷鸟寻优算法,得到交易的纳什均衡到达率和社会最优到达率。面向交易制定收费方案,调整交易到达率,最大化区块链系统的社会收益。

带有优先级、空块及批量验证的区块链系统的社会最优

区块链技术目前已应用到金融、教育、能源等众多领域,为了研究带有优先级、空块及批量验证的区块链系统的性能,在离散时域下,建立带有优先级、空载服务期及批量服务的G-限量休假模型。假设区块链系统有Ⅰ类交易和Ⅱ类交易,Ⅰ类交易优先权高于Ⅱ类交易。使用再生循环法和逝去时间法,得到两类交易的平均确认时间。进行数值实验与仿真实验,展示系统参数对Ⅱ类交易的平均确认时间的影响。通过建立收益函数,研究Ⅰ类交易与Ⅱ类交易的纳什均衡行为与区块链系统的社会最优行为,给出定价策略的数值结果以实现社会收益的最优。

创造的生理心理机制及社会最优化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世界”。马克思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正如社会自身把人作为人创造出来,人也创造着社会。”这意味着创造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自然的征服者发挥功能的同时,又作为人类个性的塑造者而发挥功能。这些功能的矛盾运动,正体现着创造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造就了人类社会的 断进步。

一般垄断下厂商最优和社会最优的动态优化比较

运用动态控制理论建立了一个具有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一般垄断厂商优化决策模型。通过求解汉密尔顿函数,(ⅰ)得到了开环决策下的厂商最优和社会最优生产决策路径;(ⅱ)证明了模型存在具有稳定性的鞍点均衡;(ⅲ)证明了此模型条件下,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企业对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追加的投入是成比例的;(ⅳ)比较了动态条件下厂商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企业决策,发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产品供给量更多、价格更低,与静态模型的结论相同;(ⅴ)分析了利率、变量等因素的初始值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双城系统的聚集外部性、拥堵外部性和最优收费

聚集外部性有利于提高双城系统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会产生城际通勤拥堵外部性,为缓解城际通勤交通拥堵,可以利用最优收费调节交通供需关系。本文研究了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和聚集外部性的变化规律,建立双城系统的空间均衡模型和社会最优模型,分析居民的职住分布,得到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结果表明,因为聚集外部性的存在,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可能大大低于交通拥堵外部性成本;当聚集外部性固定时,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随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增大而增大;当交通拥堵外部性固定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城际通勤最优收费水平先增大后减少;当聚集外部性和交通拥堵外部性同时变化时,随着聚集外部性的增大,交通拥堵外部性的减少,城际通勤最优收费小于零,此时,城际通勤时可以得到补贴。

ATIS下多用户混合均衡相对于随机社会最优的效率损失

在ATIS与道路收费共同作用的交通网络中,用户不仅在接受的交通信息上具有异质性,同时在时间价值上也具有异质性.文章基于这两类异质性,将用户分为安装ATIS并遵从信息、安装但不遵从、不安装的三类用户,所有用户均按照随机用户均衡的方式进行择路.文章构建了多用户随机均衡模型及其等价的变分不等式,并以用户感知总成本作为系统性能指标,分别建立了时间准则与费用准则下多用户随机社会最优模型.当收费不作为总成本的一部分时,研究了多用户均衡相对于随机社会最优的绝对效率损失问题.研究结论表明,无论采用何种度量准则,绝对效率损失上界与路段特性函数、出行者的社会经济特性、道路收费以及两准则下多用户均衡与随机社会最优时系统实际总出行成本均有关.

城市交通网络中社会成本的优化上界

在固定需求的交通网络中,均衡状态下的网络流量可能不是社会最优的,为了进一步明确用户均衡与系统最优之间的关系,通过引入一个与均衡流量社会成本相关的量值,得到城市交通网络社会成本优化上界的计算公式。结果表明:均衡交通网络流量模式的社会成本最高为社会最优流量模式的两倍,也就是说通过有效的控制策略最多可以节约网络社会成本的一半。

双城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需求迅速向都市圈范围内扩展。该文研究薪资水平、交通拥挤等要素对都市圈居民工作、居住地选择和通勤行为的影响,构建双城(都市圈)系统居民职住选址与通勤的社会最优模型,以反映城市集聚效应(正外部性)和拥挤效应(负外部性)之间的取舍关系。双城系统包括1个大城市和1个小城市,通过解析拥挤条件下的通勤成本,获得城际通勤者空间分布的边界曲线,据此测算市内、城际通勤者共同作用下的系统社会净收入。该社会净收入取决于工资、通勤成本和农业租金等,进而将社会最优写成非线性规划问题,求解得到双城系统中的最优职住分布与通勤人口。上海—嘉兴双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的现状居住、就业人口均偏多,未来应鼓励在上海工作的上班族居住在周边城镇并通过城际铁路通勤,可提高社会净收入。

市场就意味着社会福利最优吗?——市场经济体制下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优势得以凸显,一种错觉也不自觉地产生,似乎市场化就意味着高效率,公平与效率无关。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刻意回避了社会生产关系,其基于局部均衡的商品供求剩余分析并不能论证市场具有完全效率,需要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即使不改变新古典经济学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纳入社会生产关系之后的分析也可证明:在"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论断下,全社会平均利润率越高,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之间越不公平,社会效率越低;在"高额资本获取高额利润"论断下,不仅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之间的公平影响社会效率,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不公平也影响社会效率,利润率对资本规模的歧视程度越高,小额资本平均利润率与高额资本平均利润率差距越大,社会效率就越低。

我国最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研究

在费尔德斯坦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理论,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全社会效用最大化这两个角度出发,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优社会保障支出模型。根据模型求解出最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公式,以我国1990～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对其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我国最优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29.84%,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处在较低水平的结论。

碳交易市场最优减排量与碳排放权均衡价格研究

为了实现政府承诺的减排目标,亟需完善碳定价机制并制定连贯的减排计划。本文以发电企业为研究对象,建立总合规成本最小化的随机均衡模型,在2021—2030年减排目标的约束下,使用哈密顿-雅可比-贝尔曼(HJB)方程将构建的最优控制问题归结为解偏微分方程问题,获得企业的最优减排量和最优交易量,进而得到碳排放权均衡价格及全社会最优减排量的解析解。为了验证模型,使用实际数据进行情景分析和敏感性分析。通过情景分析,得到合规期内的碳排放权均衡价格和全社会最优减排量。通过敏感性分析,比较各种清洁能源替代非清洁能源发电的边际减排成本,发现发电企业能源燃料优先使用顺序为水能、太阳能、陆上风能、核能、海上风能、天然气。研究结果为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权提供定价基准,同时为中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不等于正义的基本原则——柯亨驳罗尔斯的正义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用来获取社会正义原则的建构主义方法。为了全面论证罗尔斯正义原则所包含的不正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G.A.柯亨在《拯救正义和平等》一书中论证了该方法没有资格用来获取正义的基本原则。他逻辑上首先提出并论证了事实与原则关系的"非敏于事实"命题,即为了反映事实,那些反映事实的原则必须反映那些不反映事实的原则;然后以此命题为基础具体指证了罗尔斯正义建构主义中存在的两个混淆:把社会管理规则等同于基本原则,把服务于正义价值的原则等同于服务于其他价值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两个混淆导致了罗尔斯把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当作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为此,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柯亨这一批判的评论。

91.6%公众希望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来当教师

《中国青年报》一项有全国各地1089名读者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公众眼中，教师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调查显示，91．6％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让最优秀的人来当老师。有参与者留言道：“教师应当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职业，由最优秀的人来担任，不然，国家的发展进步无疑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