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基于全国691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2019年实施的全国性社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56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发现】(1)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2)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激发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研究

我国的社区服务体系是一个包含公共服务、志愿服务、部分商业服务的复杂系统。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发挥不同功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与政府合作提供、自主提供两类。针对当前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应通过加大培育力度、加强制度建设、深化治理改革来增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层次,进而激发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活力。

青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专业服务助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积极打造青州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为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的平台和基地。

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理据、困境及推进策略

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具有理论、政策和现实三维依据。当前,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现实障碍主要表现为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民众参与度较低;缺乏协同合作机制,无法形成精准扶贫的合力;缺乏独立自主性,不能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服务能力欠缺,难以保障扶贫工作质量。为了切实有效发挥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必须要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引导与政策支持;构建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形成精准扶贫的合力;坚持“去行政化”,构建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机制;加大培育与扶持力度,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构建人才培训开发与引进机制,切实提升精准扶贫服务能力。

广西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供给探析

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社会治理的趋势之一,也是政府具有良好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与政府、市场提供养老服务相比,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是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广西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广西养老服务供给面临的困境主要由政府、社会组织自身和社会环境等三个因素造成的。因此,要破解参与困境,促成社会环境对养老服务的支撑,一方面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依靠自身发展。

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以A省B市X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和谐社区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当前城市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政社不分、体制机制不健全、专业化不足等问题,以A省B市X社区为例分析得出,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政府增强对服务类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和培育力度,明确政社界限,健全管理机制,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立高效透明的资金管理体制,提高专业化,完善组织功能等才能推动社会组织的长效发展,使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走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之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顺利实现社会转型。

工会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现状及其反思——以广东省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是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对广东工会的深度访谈表明,地级市总工会全部建立了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通过服务和项目购买,联合会在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素质提升等方面为职工提供了专业服务,打造了一批工会服务品牌;联合会在人、事、财权上与同级工会重叠,独立性不够;地区发展不平衡。未来,工会应着重抓好维权主业,处理好维护与服务的关系;进一步完善联合会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联合会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劳动关系治理,为职工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好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总体规划与品牌形象设计,形成统一的工会服务品牌与形象。

行政合法性抑或社会合法性: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模式选择

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两种不同的模式。通过对H省A、B两个农村社区的比较研究可得出结论:社区"两委"的工作方式决定了社会组织的行政化或民主化程度;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社会组织更容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障居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是赢得社区居民信任的关键;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社会组织拥有更高的服务满意度和效率;具有行政合法性的社会组织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可见,社会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具有优缺互补性,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混合性模式是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未来发展的模式选择。

民族地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服务问题探析——以南宁市新锦社区为例

从社区居民需求特征的角度出发,以社区服务的支持系统和服务内容两个方面描述社区服务的现状,通过分析发现南宁市社区提供的服务与居民的实际需求存在缺口,即社区服务供不应求。本文从微观层面描述服务类社会组织是如何具体介入到南宁市社区服务的,通过案例剖析其现存问题,并从政策制定、明确各方责权、增加各方互动等方面提出对策,以促进社区服务体系的构建。

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 主动自觉“逆行”服务

在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有不少特殊职业者,义无反顾、不辞辛苦地奋战在一线,守护城市安全,维护家园安宁。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好帮手)就是众多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一例,也在书写非常时期“逆行”服务的精彩一笔。

甘肃省:陇原大地彰显战“疫”“红”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甘肃省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响应,迅速投身抗"疫"一线。党旗高高飘扬,彰显战"疫""奋战红"。甘肃省各级慈善、社工和志愿服务机构党组织从实际出发组建党员突击队,引导党员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危急关头、危险时刻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以担当作为检验和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试金石。情暖陇原大地,彰显战"疫""爱心红"。